甲午战争时，日本社会弥漫着狂热的战争情绪，出版界也涌现大量评论中国的书籍，内容极尽诋毁与蔑视之能事。

击败清朝之后，这种仇视、蔑视型的“中国观”由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又进一步泛滥和沉淀，并深深植入日本民众心中，几乎成为信条。

在这些“蔑华”著述当中，以尾崎行雄撰写的《中国处分案》最具代表性。那么问题来了，尾崎行雄究竟是“何方神圣”？《中国处分案》一书当中主要都说了些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先后担任《新潟新闻》《邮便报知新闻》的记者与主笔。

1882年参与创建立宪改进党，1890年首次议会选举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00年参与组建立宪政友会，历任东京市长、文部大臣、司法大臣、国会参议员，连续25次当选众议员，被誉为日本“宪政之父”。

作为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尾崎行雄在“大正护宪运动”中冲锋陷阵，与犬养毅一起被誉为“宪政之神”；大正与昭和时期，他反对向西伯利亚出兵，主张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同时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

但在明治时代（1868—1912），尾崎行雄虽然对内主张民主政治，但对外尤其是对华却是有名的强硬论者。

1884年12月4日，朝鲜爆发了带有“联日排清，脱离中国独立”色彩，旨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甲申政变。

不久，《邮便报知新闻》先后刊登了《须知中国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国际法不承认中国与朝鲜》《勿使中国朝鲜增长倨傲心》等多篇由尾崎行雄执笔的社论。可以说，敌视、蔑视中国的态度，从这一时期就现出端倪了。

1895年1月，尾崎行雄的《中国处分案》在博文馆出版，他在序言中就将“不仁不义”等负面字眼，一股脑地扣在了中国的头上：

日清战争的是“文野之战”，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

这本《中国处分案》，合计由“东亚之长计”、“中国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等十章构成。

在“中国的命运”一章中，尾崎行雄从“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中国人的道德”、“中国人的战斗力”、“历朝的命数”等五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对于“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他在书中指出：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朝廷即等同于国家，首都即代表着朝廷。因此，一旦首都陷落，朝廷便随之崩塌；而朝廷的崩塌，即被视为国家的灭亡。

因此，他的结论是：

国家思想、忠义心、爱国心、团结力，皆为保国之要素，中国人无一具备，这样的情况要在这倾夺的世界保持独立，未知有也。

关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

中国人虽然富有文学思维，却普遍缺乏真正的政治思想。那些看似高明的奏议论策，本质上不过是文学创作，辞藻华丽却脱离实际。

历代名臣奏议大多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即便偶有所谓的“政治思想”，也往往是谋取私利的算计。官场行为腐败至极，中国人从未体验过欧美社会那种清正严明的政治生态。

在中国，官吏贪腐受贿被视为常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自古就缺乏保障。所以，这样的民族，无疑是难以在当今世界独立自强。

关于“中国人的道德”，

中国人不仅缺乏政治道德，也缺失基本的社会公德。自古便言行脱节，典籍所载的教条往往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对于中国人而言，学习文化反而成为修炼虚伪的手段。因此读书越多，权谋诈术往往越深。这导致中国人身上长期存在虚妄、狡诈、无耻、无操守、不义、缺乏魄力、惯于欺瞒等负面特质。一个这样的民族，又如何能立足于现代文明世界？答曰：不可，断然不可！”

对于“中国人的战斗力”，

中国人崇尚文治而非武力，追求实利而非征战。中国官兵使用的武器，本质上并非杀戮工具，更多是威慑的象征。正如我曾将中国的“战”字解读为“旗鼓的竞赛”那般，虽带调侃，却贴近本质。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战争胜负取决于军容声势：鼓声震天、旌旗蔽日者为胜，旗鼓不足者为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声势的较量，是军容之战，而非常规的武器之战。

对于清军羸弱的战斗力，他表示：

尽管近代中国开始引进欧美武器，战争形态发生突变，但一个两千八百年来习惯以旗鼓竞赛定胜负、崇文好利的民族，难以在短期内掌握真正的战争逻辑。因此战场上常见士卒阵亡则将领溃逃，将领受伤则全军瓦解的局面。

最终，尾崎行雄认为：

中国人的战斗力今后只能长期处于水平线之下，这样的民族也能在如今争夺的世界上保持其独立吗？曰：不能，断然不能！

简言之，在他看来，中国只能承受亡国的惨淡结局，“且其灭亡已迫在眉睫。”

值得一提的是，尾崎行雄一直强烈反对“日中同盟论”。原因很简单，“与一个注定灭亡的国家结盟，如同搀扶垂死的病人上战场，对日本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过话说回来，他话锋一转，旋即指出，“中国虽已丧失自保能力，但倘若能够获得外部支持，或可延缓崩溃进程”。他从地缘、种族及东亚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日本应该以“东亚引领者”的身份，主动“扶助”中国。

当然，“扶助”存在着一个大前提，即“中国必须将军事、外交及财政（维持这些职能所必需）的主导权交予日本”，否则中国将“无可救药”；作为交换，“日本负责为中国彻底消除上述导致灭亡的根源”，

但这样一来，“中国非纯然的独立国家了”。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煞有介事地宣称，只有这种选择，才能带来“中国民族之幸福”、“人类之庆事”。原因很简单：

对于中国人民，我实怀有不忍弃之不顾之心。因此，日本理应代行天命，统领其疆域、治理其民众，旨在将文明之光普照中华四百余州。

若我大日本能取得中国主权，派遣大量官吏执掌其内政与外交等关键职位，推动军政改革，重整纲纪、确立军制，便足以维护内外安定，保全疆土与民生。

若由中国人自行推行改革，犹如等待黄河水清，百年难成；但若由我帝国臣民主导经营，不出二十年必使其面貌焕然一新。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之福祉吗？难道不是人类文明之幸事吗？

如何才能“让中国驯服于日本的主宰”呢？对此，尾崎行雄认为，当务之急是占领北京，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攻占敌国首都就撤退，是军队的耻辱。因此我军必须彻底挽回颜面，一举拿下北京，才能彰显军威。

第二，如果想彻底震慑中国人，单靠一时威慑远远不够——一旦和平重现，他们骨子里的傲慢迟早会复苏，甚至再度挑衅。而展现我军实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攻克他们的京城。

第三，中国人善变狡黠，天下无双。所以如果不先掐住要害再谈和议，他们必定施展拖字诀，诡计百出，最终让谈判陷入僵局。

第四，若不给予足够深刻的教训，无论签订什么盟约，清人都绝不会真心遵守。而占领北京，正是从精神上重击他们的关键一招。

第五，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一再证明：攻陷首都，国家便告灭亡。因此要真正惩罚中国人，占领北京显得尤为必要。

第六，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的壮举，至今仍激励着国人，其感召力堪比万卷经典。我军一旦占领北京，哪怕千年之后，也足以唤醒颓丧之人奋起拼搏。

一言概之，在尾崎行雄看来：

纵然在其它战场百战百胜，若不攻入北京，仍无法击垮中国人顽固执拗的气焰。可以说，任何和谈都必须以占领北京为前提。只有清朝彻底交出主权，完全听命于日本，才能算作真正的降服。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是否可以完全征服中国呢？对此，尾崎行雄结合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从历史上看，他将中国人视为一个“奴性十足、甘当亡国奴”的民族：

纵观历史，凡试图经略中国者，无论起于内部或来自外邦，皆面临同一困境：无人具备足以横扫天下四百州的充足兵力、军械与资金。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奇特现象——它似乎总会为占领者提供征服自己所需的资源！

这个国家甚至习惯于为占领者承担占领费用。更确切地说，它有一种"自费请人来占领"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以我国兵马之精良、资金之雄厚，若仍不能占领如此邦国，岂非不合常理？

其居民素来缺乏独立卫国的意识，历史上虽未受外族人统治，但他国占领其实并不十分困难。因为中国人历来甘愿接受许多被视为野蛮异族的统御，他们将朝廷视作暂居的旅店，无论谁来占领，只要能让其安居乐业，便心满意足。

爱新觉罗氏强令汉人变更衣冠发式，以丑态为美，而民众竟能安然接受，这不正是明证吗？被迫改变服饰发式，本是愚昧至极之举；强行推行，自是统治者的粗暴无谋。然而中国人却坦然服从且不以为耻，甚至头拖长辫而洋洋自得。普天之下，再没有像中国这样易于征服、易于统治的民族了。

那么问题来了，现实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呢？

尾崎行雄认为，尽管中国的人口与疆域远超日本十倍有余，但“征服的难易程度取决于统治的凝聚力——疆域过大反而难以统筹，而中国正是因其庞大，反而更易被征服”：

由于中国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导致“海军与陆军体系支离破碎，各自为政，脉络不通。直隶军队惨败，两湖地区的军队却无动于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甚至暗中讥讽”。

纵观战事至今，可以说“日本并非与中国整体作战，而只是在与直隶一省交锋”。唯有随着战线扩大，才可能真正称之为与“中国”——或更准确地说，与东部沿海数省——之间的战争。

正因为中国兵民处于分裂状态，才能“驱使东部军队征讨西部，率领北部民众攻打南部”。中国今日之局面，恰恰正是如此。

最终，尾崎行雄得出结论：

我堂堂大日本帝国，若要全面占领中国，其行事自应与叛逆、流寇、蛮族首领有着本质区别。帝国不能在所有事务上都依赖被占领方的供给，诸如经费与兵力必须由我方自行承担。

然而，这仅是在实施占领前期的必要准备。一旦完成占领，即便我不去强行征敛，彼也必将主动提供兵马、经费等一切所需。我国虽已备妥二十万精兵与三亿军费，却可能几无使用之必要。即便一时投入，不久也必能全数收回。

鉴于尾崎行雄的《中国处分案》成书于日军连战连捷、清廷败局已定的背景之下，因此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者的自负与傲慢，以及对战败方的极度蔑视。

他与福泽谕吉一样，主张对待近邻“恶友”就应如欧美列强般冷酷无情。鉴于这类论调与当时日本国民的亢奋情绪高度契合，因而流传甚广。

进入20世纪30年代，尾崎行雄的政治立场逐渐转向反对军部，同时对军国主义思想的扩张与国家的法西斯化倾向深感不满。

1941年，他公开致信时任首相东条英机，明确反对旨在强化军部控制的“翼赞选举”议员推荐制度，此举使他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中陷入孤立。

1942年，他因发表支持议员田川大吉郎的演说，被当局指控犯有“不敬罪”并遭到起诉，但最终获判无罪。

对于明治时代的“中国观”，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自白：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爆发，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实现了长达十年的夙愿，内心感到无比欣慰。所有的一切，要追溯到明治十七年（1884年）。

当时，中法两国因安南（越南）问题爆发冲突，我正担任《邮便报知新闻》的记者，以特派通讯员身份前往上海。那时的日本社会，一方面盛行崇拜中国的风气，另一方面也对西洋充满追捧，我对这两种盲目崇拜都十分反感。恰逢中法交战，我认为这是一个观察双方实力的难得机会。

在动身之前，我专门向多位长居中国或曾深入中国内地的“中国通”当面请教。然而抵达上海实地考察后，却发现许多情况与那些前辈的描述并不相符。

起初，我怀疑是自己判断有误——毕竟那些前辈在中国生活多年，经验丰富。但经过反复核实，我愈发确信自己的亲眼所见才是真实的。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重新审视并修正了对中国的认知。

初到上海，我便目睹了中国军队出征前的混乱景象：年过七旬的老将军身后竟跟着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们人人背着雨伞、手提灯笼，还携带着数不清的旌旗锣鼓。场面之荒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即便是我这个外行，也一眼看穿中国根本毫无战斗力可言。

从那一刻起，我强烈意识到：必须通过一场战争挫败中国的傲慢气焰。于是，我开始公开主张“征伐中国论”。这正好是日清战争爆发的十年前。

整整十年间，我不断呼吁讨伐中国，甚至被世人视作疯子。直到日清战争真正打响，人们才明白我并非狂言。

然而，当时日本朝野上下仍深受四五千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影响，即便在开战之初也意外地心存畏惧；而中国方面却始终轻视日本，视之为落后小邦。战端一开，果然如我所料，我国陆海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此刻我的心情，唯有"难以言表的痛快"可以形容！

一言概之，这次上海之行已经让尾崎行雄充分意识到，清朝纲纪败坏、道德腐败、民族分裂，必定走向灭亡。至于清朝之所以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没有灭亡”，无外乎是因为西方列强不了解清朝真相之故。

正如尾崎行雄所料，甲午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彻底看清了这个昔日强大的“中华帝国”的腐朽与衰弱。于是，他们彻底卸下了戒心，妄图肢解和瓜分中国。

日本各界也普遍认为，中国已不再是“竞争对手，也没有资格成为平等对待的伙伴，充其量只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征服对象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政府的“扩张胃口”越来越大——在给全亚洲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国民迈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现如今，“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了人们的普遍共识”。更何况，“日本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更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不过话说回来，这段历史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当知识彻底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容易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