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11日，红1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中央红军。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

林彪又给“三人小组”写信。他在信中写道：近一两个月以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下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

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4方面军会合。信写好后，他要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了，并要求聂、左、朱、罗签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

聂荣臻劝他说：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背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1个小本子又1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数字翻出来，说你缴获的枪最多。

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能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我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要负责。”

林彪依然我行我素，在信上单独签了名，派人送交中共中央。

5月12日，毛泽东为了纠正党内一些领导人和一些军事指挥员的错误认识，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以北10公里处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解决林彪写给“三人小组”的信和刘少奇、杨尚昆在二渡赤水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一个时期以来，中央红军长时间的频繁作战和大踏步的进退，部队十分疲劳，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急噪和埋怨情绪。特别是在二渡赤水后，一些指战员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打回遵义去，发了牢骚。

就是在军队高层领导人之中，也有人对中革军委的部署持不同看法。刘少奇向彭德怀谈了他对红军行动的意见，他主张中央红军应该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彭德怀也颇有同感。

刘少奇把他自己的看法和彭德怀的意见综合在一起，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电报稿，以他和杨尚昆的名义发给了中央。那时的林彪也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红军行动的路线，尽是在弓背上，而不是在弓弦上，走的冤枉路太多，官兵被拖得精疲力竭。”

毛泽东早在3月18日就对张闻天说过：“适当的时机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这种牢骚不满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产生右倾悲观情绪，动摇军心。”但由于战事不断，形势紧张，中央一直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

没想到在取得转折性的重大军事胜利之后，林彪依然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节外生枝，又是给彭德怀打电话，又是给“三人小组”写信，闹出了临阵换将的事端来。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把解决这些错误认识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且说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会议印发了林彪写给“三人小组”的那一封信。

张闻天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

毛泽东总结了中央红军4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重大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他还说：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

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革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

问题是敌人的重兵寸步不离地紧紧尾追我们，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这是幻想，战士有这种想法，这不奇怪，而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以更严厉的口气接着说：

“林彪同志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

毛泽东对林彪没有深究，只是训斥他说：

“关于战略战术问题，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而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意见，是彭德怀指使林彪搞出来的。他说：

“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彭德怀是在会上见到了林彪的信，听了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批评，他并没有作解释。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是想把事情办好；自己也没有同意刘少奇、杨尚昆的观点。他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心想，等林彪、刘少奇、杨尚昆将来自己去申明吧。所以，他只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因为长干山、鲁班场两仗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

他也批评了林彪，他说：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更是不妥当的。”

林彪在会议上没有说明他写信并不是受彭德怀指使，彭德怀又不做解释，因此毛泽东对彭德怀指使林彪写信深信不疑。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先后4次向彭德怀提出这个问题。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这才把问题说明白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了张闻天。

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张闻天当时随红3军团行军，毛泽东在会上“虽然没有明说张到3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还分析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怒的原因，他写道：“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

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3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行。

第二件，是3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坏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职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

当天晚上，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

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第三件事，据2、6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件。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且说周恩来、朱德等在会议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的巨大成绩，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这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引导下，扩大会议针对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还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4方面军靠拢。

就在5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飞临昆明，策划和指挥聚歼中央红军的新计划。龙云向蒋介石献计说，要像当年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

蒋介石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急电四川刘湘派兵堵截；命令川军20军及21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赶往大渡河北岸防堵；命令刘文辉将24军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交由刘元璋率领，归薛岳指挥，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上堵截红军；命令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约有500公里，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嵩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福林，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还必须经过彝族聚居区。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走第一条路无疑。于是，他就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此次布防，投入中央军十几万人，川军五六万人。布置完毕，他又先后两次飞临川康前线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