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年初，在美国探亲的宋希濂遇到了黄埔同窗李默庵、蔡文治，这时候恰逢侯镜如也到美国探亲。四位在华盛顿见面后一合计，决定成立一个“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并起草了一个宣言，呼吁祖国统一。

原本在海外搞个同学会，借着黄埔同学的影响力，为促进祖国统一出一份力，也算是个好事。谁曾想，老先生们的这一举措，却引发台湾方面的激烈反应。很快，在洛杉矶与旧金山也相应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加上原已成立的“荣光联谊会”等，开始向宋希濂等人“围剿”，痛骂他们是“孙总理的叛徒”。

成立“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的这四人，年龄最小的蔡文治也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除了蔡文治外，其他三位都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这三位在大革命时期都曾加入过共产党。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却是各不相同，最后殊途同归，人到晚年携手为祖国统一发声，就像当年他们为中国革命东征北伐一样。

鹰犬将军宋希濂

“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刚成立不多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便登文痛骂宋希濂等人，称他们是“黄埔败类”、“不明大义，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晚年变节”、“甘为中共鹰犬”。然而，翻遍国民党官方有关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浦之光”。

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17岁跟着老乡陈赓一起考进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的小老弟。陈赓对宋希濂颇为照顾，而宋希濂也视陈赓如兄长。陈赓早在1922年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进入黄埔军校后也十分活跃，跟蒋先云、许继慎等人一起，与校内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宋希濂性格内向，言语不多，由于受陈赓的影响，思想上也倾向于共产党。入校不久后，宋希濂就在陈赓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彼时，蒋介石是革命青年所敬仰的“左派将军”，宋希濂跟着校长东征北伐，虽然身为共产党员，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当蒋介石撕掉伪装，暴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后，宋希濂在十字路口终究没抵挡住诱惑，选择了看上去更有“前途”的校长。陈赓曾当面质问宋希濂为何不跟党组织联系，并对其支支吾吾的回答很是气愤。

在蒋介石阵营中，宋希濂果然平步青云，1936年晋升陆军中将时，他才将将29岁。在这期间，宋希濂曾率部援助十九路军抗日，被誉为“抗战最早的黄埔将领”，但他也曾不遗余力围剿红军，并犯下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枪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

参加过抗日，是宋希濂最骄傲的事，但他作为蒋介石的“鹰犬”，又对人民犯下过难以宽恕的罪行。在蒋介石集团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宋希濂在大渡河畔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他和被俘的王陵基、钟彬等人一起，被关进了重庆白公馆的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正是过去国民党关押叶挺将军的同一间。

在这间房子里，宋希濂整天跟黄埔一期老同学钟彬下棋。宋希濂任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时，钟彬只是第二十六军军长，宋希濂主动找蒋介石陈说，将自己的兵团司令让给老同学钟彬做。兵败后，两人被关在了一起，整天下棋。钟彬下不过，要求停战，可宋希濂是个棋迷，不肯罢休。宋希濂下棋还十分认真，一个子都不肯相让。

王陵基在旁边说：“你连一个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怎么连一盘棋都不能让他？”宋希濂一本正经地答道：“那是两回事！”宋希濂大概真的感到世事如棋，人生如棋子，他只想在人生最后的棋盘里，认真地要下完全局。

宋希濂的人生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很长。解放军优待俘虏，即便是对待宋希濂这样高级别的俘虏，也只是将他们视作战犯关起来，帮助他们改造。从白公馆到功德林，宋希濂接受了10年的改造，第一批获得了特赦。

获得特赦后，宋希濂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室担任文史专员。陈赓在北京民族饭店请获特赦的黄埔同学吃饭，饭后和宋希濂像在黄埔那样，再度漫步在湖边，亲切交谈。最后，陈赓望着自己昔日的同窗们说道：“将来解放台湾，还要靠你们到台湾去做工作，对这一点要有思想准备哟！”随后，陈赓还拉着宋希濂单独照了张相。

宋希濂的前妻冷兰琴，1949年因病去世，儿女都在美国和香港。他获特赦后，周总理当面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帮助他联系尚在国内的妹妹及其他亲属。当年在广州，宋希濂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就是这样的平易近人。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颐和园亲切会见当年的黄埔校友

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宋希濂一直遵照周总理的嘱咐，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直到1980年，宋希濂已经73岁高龄才渐渐退下来。正好，在美国的几个孩子都提出来接他到跟前尽孝，他才在组织批准下，携再婚妻子到美国定居。

国民党媒体骂宋希濂为“鹰犬”时，可曾想过，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经不在大陆，甚至他的妻子儿女都不在大陆，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呢？宋希濂跟国民党方面的争议，主要在于要效忠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宋希濂显然选择的是前者。

李默庵两度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陈赓带着宋希濂去广州时，同行的人群中还有一位长沙学生，那就是李默庵。在黄埔一期，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就被并称为“黄埔三杰”。因为其中两杰是共产党，因此在国民党方面还流行着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李默庵觉得，这后一句还得再加上自己才算完整，于是他便加上了：能文能武李默庵。

然而，李默庵曾经也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还是黄埔学生中，除了入学前已经入党的外，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周总理对李默庵非常器重，可他却让周总理失望了。

然而，如此被器重的李默庵，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第一个公开声明退出了共产党。周恩来得知后马上找到他，“李默庵，你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也是第一个退出共产党的。开好头的是你，干坏事的也是你！太让我失望了！”

宋希濂退党时多少还有些“扭扭捏捏”，而李默庵却是公开发表了退党声明。李默庵倒向国民党后，立即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仕途也一帆风顺。1935年，年仅31岁的李默庵便被任命为第10师中将师长，这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属于晋升非常快的。

跟宋希濂一样，李默庵对于自己的战争经历，最愿意提的还是抗日战争。在忻口会战时，李默庵曾经跟八路军有过通力协作，后来又在南岳与八路军教官共同培养抗日游击战指挥员。但这样的功绩，也抹杀不了他曾不遗余力参与围剿苏区，以及抗战结束后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马前卒。

在内战战场上，李默庵很快就充当了粟裕“七战七捷”的“背景板”，从此退出指挥一线。

之后，他遇到了程潜。在程潜的影响下，李默庵决定“浪子回头”，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关于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李默庵晚年曾有过这样的回忆：“蒋介石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最终走上了由全盛到衰落到败亡的老路，这是历史发展前进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仍不认识和觉悟，仍然坚持原来的路线，必然随之由原来的革命变成反革命。被时代潮流所淹没。”

李默庵还表示，“程潜和我都是湖南人，我们也都不忍心看到家乡继续蒙受兵资浩劫之灾，因此，在12月下旬，我同意并支持程潜发表通电，主张走和谈之路。我们要坚持走和平之路，但不是李宗仁、白崇禧那样的有图谋的和平道路。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与中共联系，弃暗投明。”

李默庵决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不仅仅是看穿了国民党已到穷途末路，在局势潮流面前，做出有益自己的选择。他的行为能表明，他是真心想要为和平出一份力，他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扩充了起义的武装力量。却在跟执掌兵权的陈明仁发生矛盾时，选择顾全大局，远走香港。

最后的湖南和平起义通电上，李默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他却没能享受起义将领的荣光。

在香港，李默庵拒绝了蒋介石叫他去台湾的邀请，也拒绝参加张发奎组建的第三势力。直到黄绍竑到香港，联络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联名起义时，李默庵又一次在通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次，李默庵仍然没有享受起义将领的待遇，不是不能，而是他选择了拒绝。当新中国成立，黄绍竑邀他同往北京时，他拒绝了。

他认为，自己多年来一直与共产党为敌，原本想在湖南起义中将功补过，却未能如愿走到最后。如果仅靠两次空洞的通电，贸然北上，似有再图混迹革命，几近投机之嫌。

于是，李默庵变卖家产，前往阿根廷。1964年，因为儿女在美国或求学、或工作，他又带着全家移居到美国生活。在海外的日子里，李默庵的儿女们个个都成才了，按理来说他该安享晚年了。但浓浓乡愁，却始终萦绕在心头。平时跟孩子们说话，他还是浓浓的湖南口音，祖国大小变动，都牵动着他的心。

1981年，李默庵终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庆典。这次回国，李默庵见到了邓颖超大姐，得知周总理一直都惦念着他。同时，他还见到了许多昔日的老友，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在为国效力。宋希濂就是其中之一。

自从这次回国后，儿女们发现父亲明显变了，他开朗了，心情也好了。此后，李默庵将军为祖国统一、家乡建设四处奔走。他四处联络在海外及中国台湾的黄埔校友，希望用自己的影响力，让他们加入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来。

侯镜如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卧底

侯镜如的经历，跟宋希濂、李默庵都不一样。在报考黄埔军校前，侯镜如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出于革命青年的热血，他放弃了。当他到上海投考黄埔时，毛主席是初试主考官。

1925年2月，侯镜如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由周恩来和郭俊作介绍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侯镜如参加北伐，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交出了第1军军内跨党籍的300多名共产党员名单，但侯镜如因入党时间不长，没在名单上，侥幸没有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潜伏”在第1军。

侯镜如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之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春，侯镜如被党组织派往河南省开封市，担任中共河南省军委书记。不料，在一次接头时，侯镜如被捕，监禁在开封第一监狱。获释后，侯镜如转道香港去上海工作，却赶上了顾顺章叛变，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白色恐怖中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侯镜如以侯志国的名字在上海报纸上以“寻人启事”发表过“始终孝敬父母”声明以铭志，在国民党军队中历经多次政审和清党从未暴露过身份，也没有“自首”、“悔过”、“退党”。

侯镜如无奈地回到了老家。1933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部副部长的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特意派人找到河南永城，希望侯镜如参军抗日。侯镜如接受了袁守谦的推荐，到吉鸿昌的22路军30军30师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30师89旅少将旅长。从此之后，抗战八年，侯镜如在战场上转战南北，驰骋万里，抗日救亡。抗战胜利时，他已升任92军军长，中将军衔。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接收武汉和北平，还兼任了北平警备司令。

抗战胜利后，侯镜如在北平受降。在北平，侯镜如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见到了时任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事发突然，四目对视，侯镜如一时语塞……周总理机智地马上说，“我们有20年没见了！”

都说侯镜如是共产党的卧底，但从周总理跟他说“20年没见了”，也就是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没有见面。在那之前，侯镜如都是自己在国民党阵营中，并没有跟党组织取得过联系，因此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卧底。

之后，周总理派陈赓与侯镜如在北京饭店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密谈之后，侯镜如收到中共地下党城工部刘仁送来的安子文的亲笔信，带来周恩来、贺龙的问候，要他起义归队，党就原谅他。侯镜如决心投共，在军内安排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李介人，伺机起义。

1948年，侯镜如升任第17兵团司令。辽沈战役中，国民党锦州守军告急，蒋介石电令侯镜如指挥所辖的4个军驰援锦州，但此时，侯镜如已与中共秘密联系，他故意放慢动作，推迟11天才率领部队到达。

1949年，侯镜如去了香港和台湾，按中共的指示从事策反蒋军部队的秘密活动。新中国成立前，侯镜如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功地联系和策动过一些蒋军的起义，为此，他在香港秘密收到了经李克农、范汉崖转来的周恩来的嘉奖电报，1952年，经周恩来批准，他回到了北京。

20世纪80年代，侯镜如已经身居高位，且已80高龄，本可颐养天年。但他却于1983年在廖承志副委员长的亲切鼓励下，毅然决然不顾年迈第一次迈出国门。他自己掏钱买了个经济仓去香港。为了不麻烦大家，他住在儿女处。他出国目的是根据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就祖国统一事宜，表达了北京一方对与台接触、来往及和平统一的诚意。

在美国的一年中，侯镜如为了节约开支，就住在大女儿家或老友旧部家。先后去了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及一些州里的小镇，拜访了久违多年的老友，有青年时期河南开封留美预备班的同窗，黄埔军校一同操演的同学，也有去台又旅居美国的老相知等等。

在美国，侯镜如见到了黄埔一期老同学宋希濂跟李默庵，以及黄埔九期小老弟蔡文治，四人合计后，成立了“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为促进两岸早日统一。

侯镜如从美返京一个多月后，恰逢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之际，在北京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身为黄埔一期的徐向前元帅被一致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侯为副会长。

终局

宋希濂积极为祖国统一而奔走，呼吁黄埔同学反对分裂，这引起了台湾当局的忌恨。引起了著名作家李敖的不满。李敖花了两个多小时，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替宋希濂辩护的文章《鹰犬将军》。

看到李敖的文章，宋希濂非常感动，他将自己的回忆录干脆就起名为《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宋希濂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子女家中，有好事的记者就问他，为何离开中国待在美国。宋希濂笑着说：“我的子女都在美国，我是来享天伦之乐的，我舍不得我的孙子。但是，我每年都要回国，那里才是我的根，我是来去自由的。”

1992年2月初，宋希濂病情恶化，他对身边的子女说：“台湾回归的时候，家祭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告诉我。”宋希濂病逝后，两岸的黄埔校友同时悼念他。李敖评价宋希濂说：“他是一位半生戎马、半生忧患的爱国者。”

李默庵于1990年正式回国定居，1995年6月起任中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9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20周年时，李默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化冰霜为甘露》的纪念文章，指出“人民要团聚，祖国要统一，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并呼吁海内外黄埔校友“努力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7岁。

李默庵晚年从美国回归祖国定居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叶落归根，将来入土故乡；第二、联系在台黄埔同学和袍泽，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为祖国统一大业作些贡献；第三、把自己投身激荡的民主革命经历和对新旧中国的体会记叙下来，以教后人。

李默庵曾经说：“鉴史知今，每当我回想到忻口作战国共合作的经历，便对至今海峡两岸尚天各一方，遥相对峙的分裂局面感到痛心，油然而生推动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共建强大中华民族的深切渴望心情。没有团结统一，便没有强大的中华民族。当此世界各国均奋力振兴经济，相互激烈竞争的年代，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确当消除成见，携手共进，早日实现统一才是。我相信我会看到这一天的！”

1990年，由于祖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党中央领导的关注，侯镜如经过长期的诚恳的说服和邀请，终于打破了台湾的“不接触、不来往、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使台湾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邓文仪，由台北第一次秘密来京，并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接见。

1990年，侯镜如跟徐向前、邓文仪、郑洞国合影

1991年5月24日，侯镜如在工作岗位上接见台湾来客，至下午两点钟才回到家，没有午休，就开始批阅文件。他太累了，突然中风半瘫在办公桌上，从此卧床不起，一住院就是三年。

1994年10月25日，秋风悲鸣，黄叶随金风飘零。侯镜如静静地在北京医院鲜花青松中安详地、永远地闭上了双目，终年92岁。

在众多的唁电和悼文中，一幅来自台湾“黄埔四海同心会”，素绢墨字可代表大家之心：

镜如学长千古

黄埔学剑东征北伐抗强邻，功勋已纪五凤楼，无愧斯生；

燕京星沉西望南海悼故人，志业未见九州同，遗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