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9日，八路军冀南军区紧急接到情报，称枣强大营地区日伪军突然集结。当时，冀南军区司令陈再道及副司令王宏坤正分赴各分区进行视察，而政委宋任穷则身处太行区，正参加一项会议。

在军区，仅剩参谋长范朝利与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留守。鉴于日军过去常进行此类例行扫荡，起初他们并未对此事过分关注。

然而，军区不久便接到了四面八方的紧急报告，西、北等方向陆续有日军部队的活动迹象。直至此刻，众人方才意识到一个令人胆寒的真相：日军已从四面八方集结兵力，意图对冀南军区形成彻底的包围。

敌军突袭而至，且倾力投入重兵，使得冀南的局势骤然变得极为危急。正值北方农事繁忙之际，军区所辖兵力已分散至各地，加之各部队通讯设备尚不稳定，短时间内欲与其它部队取得联系，实属艰难。

刘志坚及其团队一面紧张地组织各机关人员做好撤离的准备，一面紧急派遣众多侦察员深入搜集情报。然而，传回的消息愈发令人忧虑：武城、清河等地的日军纷纷调动，已然构成对军区的严密包围圈。

目前，冀南军区下辖的各机关后勤部门及非战斗人员总数约有三四千人，然而，他们手中仅有一个特务团可供调配以执行掩护任务。幸而，正当军区面临重重危机之际，骑兵团的部队迅速赶到增援，其到来无疑成为了冀南突围战的关键转折点。

当日军对冀南军区实施分兵围剿之际，驻守于兀兰屯周边的骑兵团敏锐地捕捉到了敌军的动态。他们观察到，郑家口地区的敌军正分两路，向西南方猛烈推进。

此刻，骑兵团正面临抉择。团长曾玉良审视了战局，断定敌军的包围圈尚未完全封闭。凭借骑兵的卓越机动性，若选择立即向北穿插，便能成功突破东北与西北两股日军交汇的包围圈。若行动延后，骑兵团同样面临被敌军合围的风险。

面对团长提出的突围计划，政委况玉纯婉拒道：“不，骑兵团位于军区机关北侧。当前敌情紧急，我们尚不知军区机关的动态，若轻易撤离，一旦军区遭遇不测，后果将不堪设想。”

况玉纯提议，将骑兵团调集至南面总部，以协同军区机关实施突围。曾玉良等人对此表示赞同，骑兵团遂撤回原计划，转而奔赴总部集结。

正如况玉纯所忧虑的，当骑兵团赶到时，总部可调遣的兵力显得极为有限。

他们的降临，让刘志坚等人心花怒放，毕竟这预示着突围的希望已经近在咫尺。随即，军区对敌军动向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决定向西部发起突围。骑兵团与紧急赶到的21团共同担当先锋，负责开辟道路；而特务团则肩负起保护军区机关的重任。

接到指令后，骑兵团迅速展开行动，不久便在卫河之畔的武城河西街一带遭遇了敌人的顽强抵抗。

曾玉良率领的队伍一度成功撕裂了敌军的防线，为军区机关的快速通过提供了掩护。然而，他们未曾料到，敌人在西侧也部署了兵力。趁着军区机关顺利通过之际，敌人突然发起了攻击，导致众多战士英勇牺牲，突围的队伍瞬间陷入了混乱之中。

在形势愈发严峻之际，向西突破的方案不得不被搁置。随着日军逐渐收紧包围圈，军区果断作出决策，转向南方寻求出路。部队稍作调整，依旧以骑兵团为先导，同时分兵两翼，对中央部队进行掩护，重整阵容，朝着南线发起了突围。

当部队抵达王行杖村之际，敌方猝不及防地发动了攻击，一场激烈的战斗随即展开。骑兵团迅速发起猛烈攻势，然而，敌方凭借轻重机枪等火力的支援，屡次挫败了我军的进攻。骑兵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最终无奈撤出了战场。

敌方察觉形势，迅速调集各路兵马，收紧围剿之网，我方大军顿时陷入绝境。若不能即刻穿越王行杖村，恐将面临被敌人围困致死的命运。

北面之敌迅速逼近，坦克如潮水般涌至，我军两翼的特务团与21团在掩护中付出了惨重代价，防线岌岌可危。就在此刻，骑兵团政委况玉纯挺身而出，亲自担任旗手，单臂高擎着鲜艳的红旗，立于骑兵队伍前列，高声呼喊：“骑兵团！共产党员们，迅速集合！”

闻言，军中众将纷纷拔出腰间佩刀。况玉纯挥军率先发起了决死一击，正当他们勇猛向前推进之际，一股猛烈且强劲的西北风骤然降临，瞬间令敌军视线模糊，无法抵挡。

刘志坚及其同仁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即刻动员部队紧随骑兵之后。骑兵团的勇士们奋勇争先，不顾敌人猛烈的火力，勇猛地冲入村庄之内。

这轮英勇的突袭成功扰乱了敌方的阵线，驻守村庄的敌军终因压力巨大而溃不成军。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之后，日军警备中队悉数被歼灭，而伪军及其他部队亦因恐慌而仓皇撤退。

况玉纯的勇猛冲锋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在敌军包围圈内硬生生撕开了一两公里的缺口。

把握此次良机，军区机关及各部队迅速推进，然而，队伍尾部的500名战士却不幸被赶至的敌军截住，陷入了重围，最终惨遭日军残酷屠戮。值得庆幸的是，军区的大多数人员凭借这股冲锋之力，成功突破重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