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曾被历史定义为失败的自救运动，其最终结果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然而，讽刺的是，正是这场运动，却播撒下了现代中国工业与文化的火种。如今，当我们环顾四周，会发现那些从19世纪洋务运动中走出的企业，竟然有不少仍然活跃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甚至跻身全球最顶尖的500强企业行列。

这不禁让人思考，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背景下，这些起初为了挽救危局而诞生的企业，究竟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历经磨难，最终破茧成蝶，成为百年传奇的呢？它们的命运轨迹，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充满韧性。

乱世求变，洋务之始

时针拨回到1860年，彼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大清帝国正值风雨飘摇之际，内部有连绵不绝的起义反抗，外部则面临着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当时的中国，可谓是内外交困，领土被瓜分的威胁日渐增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世界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在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高楼拔地而起，汽车和轮船等现代化工具也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曾位居要职的李鸿章，已届73岁高龄，当他亲眼目睹西方世界的繁荣景象时，内心充满了痛惜与震撼。

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清政府的视野极其受限。国家在生产模式和思维方式上，都与世界潮流严重脱节。清廷内部，目光短浅的保守派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对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极力阻挠，使得国家进步步履维艰。

这种局面下，朝廷内部逐渐形成了两股主要势力。一派是固步自封的保守派，他们对任何变革都持有抵触情绪。另一派则是主张改革的洋务派，他们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

洋务派的主要倡导者包括恭亲王奕䜣，以及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等一批思想开明的大臣。他们深知，要想挽救清朝的危局，必须采取实质性措施。

洋务派提出的改革方针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主张从军事上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用以增强国防实力，更要在工业领域推行新型的工业模式。此外，教育改革也列入他们的规划之中，包括在国内引进人才，以及选派学生远赴海外留学深造。

洋务派的这些设想，在当时的清朝困境下，无疑是契合实际需求的。尽管清政府已向帝国列强支付了巨额赔偿，并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换取了短暂的平静，但列强显然不会就此满足。

与此同时，清朝各地人民的反抗起义此起彼伏，多次镇压都未能取得根本性效果。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国家最终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赔偿款掏空国库，又不得不加重国内赋税，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然而，保守派出于私利，始终与洋务派针锋相对，使得改革难以推进。直到慈禧太后开始垂帘听政，这种紧张的对峙局面才出现转机。

慈禧太后支持洋务派，并非她真心认同洋务运动的理念。她的真实意图在于借洋务派大臣之手，打击那些阻挠她参政的保守派势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无论慈禧太后的动机如何，洋务派终究得到了最高当权者的支持。这使得他们得以放开手脚，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这场备受争议的自救运动。

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历史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些历史学家将其定义为一场最终失败的改良运动，因为它并未能挽救清政府的覆灭。然而，也有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勇敢向前迈步的决定。

尽管对这场持续了长达35年的运动评价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此期间创办的一些企业，其生命力之顽强，超乎想象。

提到洋务运动的主导人物，李鸿章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一生毁誉参半，但他在洋务运动中做出的贡献，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例如，他所创办的一家企业，至今仍屹立不倒，市值已达到九千七百三十四个亿。

这家企业，便是轮船招商局。在解放战争之后，它被我国政府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并继续承担着国家的重要任务。更令人称奇的是，它旗下的一些子公司，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全球500强企业，如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

巨轮扬帆，商局百年

在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曾明确指出，“自强”是国家首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成立军工企业，壮大清廷的国防力量，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在他的大力推动下，金陵机器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相继成立，专门负责研究和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洋务派逐渐意识到，仅仅拥有西方的军事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经济上的“富强”同样不可或缺。于是，“求富”成为了洋务运动后期新的核心口号，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

1872年，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洋务派提出了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民用企业的倡议。这个提议得到了当时国内众多商人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当时的中国，由于被西方列强强制开放港口，导致国内的航运产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主要依赖于海上运输途径。这种局面使得国家的经济命脉严重受损，大量资金外流。

面对这样的困境，国内的商人们迫切希望能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轮船运输组织，以最大限度地挽回经济损失，防止资金进一步流失。为此，李鸿章当即向清廷上奏，请求创办轮船招商局，并同时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漕粮运输的机构。

然而，清政府此时的财政状况已捉襟见肘，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来支持建立大型轮船企业。尽管如此，清朝政府最终还是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于是，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并将总部设在繁华的上海。其运营模式也开创了先河，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具有股份制性质的商办企业。

尽管轮船招商局得以成立，但随之而来的困难和麻烦接踵而至。其中最大的难题，便是人才的极度匮乏。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有过任何一家民营企业，缺乏管理和运营的经验。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1873年，李鸿章着手对轮船招商局进行内部改革。他重新组建了领导班子，并费尽心力邀请到当时在中国航运界享有极高威望，同时经营管理经验最为丰富的唐廷枢出山。

唐廷枢到任后，又成功地邀请到同行业内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徐润加入。他们二人合力，共同投入了60万两黄金作为企业的启动资金。凭借唐廷枢和徐润在商界的声望和影响力，招商局又吸引了众多商人的入股，这才使得这家初创企业暂时得以存活下来。

唐廷枢在管理上展现了大胆的创新精神。他果断引入了西方先进的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并积极雇佣外国的船长和技术人员。其目的在于，通过与外籍专家的合作，加速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管理人才。

不仅如此，唐廷枢还创新性地引入了保险机制，并在他的推动下，轮船招商局将航运业务从国内江海航线扩展到日本、越南等更广阔的亚太地区，极大地拓展了业务范围。

然而，国外的航运企业对中国开始发展自己的民营企业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不仅在背后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还恶意散布谣言，对轮船招商局进行舆论攻击。

当时，国人对这家新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本身就缺乏足够的信心。在外国势力的恶意诋毁下，招商局的发展处境变得越发艰难，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困难，李鸿章并没有选择退缩。他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扶持招商局。例如，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官府的各项运输业务都拉过来，交给招商局负责承运，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当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实在难以维持下去时，他还会设法向清政府借钱，帮助招商局渡过难关。

正是在李鸿章的倾力扶持下，轮船招商局才得以在跌跌撞撞中艰难发展起来。尽管在某段时期，由于战争影响，企业资金链断裂，曾短暂地被迫出售给外国人，但李鸿章很快就筹集资金，将其重新购回。

到了1884年，盛宣怀接替唐廷枢的位置，开始主导招商局的管理工作。盛宣怀此前曾是李鸿章的幕府，不仅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而且深受资本主义管理思想的影响。

他很快就适应了招商局的运营管理，并展现出卓越的商业才能。不仅如此，在盛宣怀执掌期间，他还将投资范围扩大到多个领域，创办了许多重要的企业，例如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此后，盛宣怀的投资产业版图越来越大，覆盖了电报、纺织、钢铁、教育等多个重要行业。在他的不懈努力和推动下，中国的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中最为著名的成就之一，就是由张之洞兴建，并经盛宣怀大力发扬光大的汉阳铁厂。这家企业后来分化出了宝钢集团、武汉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等，这些如今也都已成为上市的百强知名企业。

1902年，袁世凯通过政治手段将盛宣怀排挤出招商局的管理层。然而，在袁世凯下台之后，盛宣怀又再次被任命为招商局的董事会主席，重新掌管大权。

然而，当时清朝的政局已急剧恶化，岌岌可危。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清王朝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最终轰然坍塌。政治形势的千变万化，使得招商局的命运也在此期间起起伏伏，充满波折。

尽管盛宣怀在世时曾竭力保住招商局的股份和资产，但在他去世之后，招商局的控制权不幸落入李鸿章、盛宣怀和其亲信傅氏三大家族的后辈手中。

这些后辈们大多不学无术，却又都对这块巨大的肥肉垂涎三尺。他们整日为了争夺利益而勾心斗角，使得招商局内部乌烟瘴气，管理混乱，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国民党正是趁着这些家族内部争斗的空隙，趁虚而入，迅速将招商局收购。此后，轮船招商局的性质正式转变为国营企业。

尽管在国民党接管下，招商局也面临诸多问题，但其整体仍保持了团结一致。在抗日战争期间，招商局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招商局又由解放军正式接管。此后，它紧跟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重建。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蛇口，招商局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不仅如此，它还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发起设立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这两家企业迅速崛起和发展，双双冲入了世界500强行列。招商银行的年营业额达到了479.5亿美元，位列世界500强的第188位。

此外，曾经由招商局投资创办的南洋公学，在如今也享誉盛名。它实际上是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台湾交通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前身，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感叹。

轮船招商局的命运可谓是充满了坎坷与波澜。如果没有李鸿章当初力排众议的坚持，以及后期呕心沥血的扶持，就不会有今天如此辉煌壮大的企业阵容。

除了像招商局这样留存至今的企业，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其他一些工业实体，也依然在现今的社会中焕发着勃勃生机。例如江南造船厂、中国煤炭工业的重要源头开滦集团、交通银行以及葡萄酒生产经营企业张裕集团，它们都仍在现今的百强企业之列。

铁骨文心，双轮驱动

除了在工商业领域留下的宝贵遗产，洋务运动还在文化教育方面催生了一些至今仍然活跃的企业。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老字号——商务印书馆。

作为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迄今已历经126年的风雨。它不仅是亚洲500强企业之一，更与北京大学一同，被誉为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足见其在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

在当时，李鸿章主要负责上海地区的外交工作。然而，由于翻译人才的极度紧缺，许多与外国的正式外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鉴于此，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应该开设专门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于是，在1868年，他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他所倡导的“西学东渐”思想理念的传播。这为后来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创办人是夏瑞芳。他曾在一些报社工作，期间对外国总编的傲慢无理深感不满，于是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出版社。

1897年2月，夏瑞芳与他的同伴们共同创立了商务印书馆。刚开始时，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业务集中在印刷方面。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国内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学的人数日益增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夏瑞芳敏锐地捕捉到市场机遇，出版了一本名为《华英初阶》的英语学习书籍。这本书的生命力极强，直到现在，读者仍然可以在市面上购买到它。

不仅如此，商务印书馆在字典的出版领域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日常使用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仍然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可见其在文化普及方面的深远影响。

然而，翻译西方书籍的工作异常艰难，要找到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更是难上加难。这导致当时很多翻译书籍的质量参差不齐。此时，夏瑞芳想起了曾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

当时，张元济在李鸿章的保护下，幸免于维新运动失败后的政治清算，得以安然无恙。他随后前往南洋公学担任校长职务。在南洋公学，他的主要工作内容便是翻译国外的报纸期刊和各类信息情报，这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翻译和文化传播经验。

后来，张元济与夏瑞芳强强联手。他们不仅致力于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的珍贵典籍，还将古代的思想精华与现代的出版技术相结合。这种做法不仅成功保留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孤本，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更多完整而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商务印书馆在当时创造了多项“第一”的记录。例如，它是中国出版界第一个使用科罗版印刷技术的机构，第一个采用电镀铜版印刷，以及第一个实现胶版彩色印刷的先驱。

所有这些创新都开创了中国出版技术的先河，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当时我国出版业的标杆。它也因此成为我国唯一一家成功跻身亚洲企业500强的出版企业，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

张元济被后世誉为“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人”。这并非仅仅因为商务印书馆创办时间最早，更重要的是，他的出版意识和理念都极具前瞻性和开创性。这些先进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生态和文化发展。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这副对联曾挂在张元济的房中，作为他的人生信条。许多当年洋务运动的企业创始人与推动者，正是怀揣着复兴中国的崇高愿望，才一同艰难前行。

沧桑巨变

尽管洋务运动最终的结局以失败告终，甲午中日战争的失利和北洋水师的覆灭，宣告了这场长达35年轰轰烈烈自救运动的落幕。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它为现代中国的日后发展留下了深刻而复杂的意义。

这场运动，无疑是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勇敢迈出的第一步。它不仅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还间接促使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壮大，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旧有封建教育制度的狭隘性，引入了新思想和新知识。

那些坚韧不拔、遗留至今的民族企业，更是经历了百年时代洗礼的活化石。它们在风雨飘摇中顽强生存，并最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不断的改革与重建，至今仍在服务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笔者以为

洋务运动的遗产，远不止于历史书上的寥寥数语。它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方式，将一场看似失败的尝试，转化为绵延百年的产业根基。从轮船招商局到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金融版图，从汉阳铁厂到宝钢集团的钢铁巨擘，再到商务印书馆在文化出版领域的坚守，这些企业用它们的实际存在和辉煌成就，证明了变革的力量和民族企业的生命力。它们的存在，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