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的影响中断了中国自身的发展，我们看待人类历史时常常感到一种割裂的感觉。

比如，在我们看来，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有着根本的区别。古代中国的政治模式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已经显得过时、落后，甚至有些腐朽，更不用说用来解释西方国家的情况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政治，或者说权力的运作方式，不仅和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有关，还和人类的本性紧密相连。

在漫长的千年时光里，人的本性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现在西方所谓的进步派政治人物，和明朝时那些自认为清廉的官员，在政治理念上其实差别不大。如果古代那些有名的政治家和权谋高手来到现代政坛，恐怕也能游刃有余，继续引领潮流。

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兴衰变化，常被看作是东方特有的历史规律，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东方政治上不如西方的证据。

西方国家的制度被看作是一个不会腐朽的神奇容器，可以自动抵御人性中的黑暗面。就像那句流传已久的话所说：即使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里坐着一条狗，美国照样可以正常运转。

其实，我们很少看到西方国家经历完整且稳定的兴衰更替，这背后可能有其他缘由。

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很多国家，一旦某个国家开始显得虚弱，就会被其他强大的国家吞并。这就像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很少有国家能够完整地发展下去。

对于像古罗马这样的欧洲古代大型帝国，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们的兴衰历程。

到了近代，西班牙和英国这两个大国也经历了起伏。它们衰落的原因很相似：国内的一些有权势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大量剥削社会资源，最终使得国家实力下降，失去了主导地位的能力。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意味着美国在战后会得到很多好处，但谁会得到最大的好处还不清楚。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快速崛起。

在美国，长期的战争让罗斯福总统的名声达到了顶峰，他的权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民主党内部的人都清楚，由于罗斯福身体状况不佳，他可能无法完成他的第四个任期。因此，选择一位合适的副总统变得非常重要。

他不仅会继承罗斯福留下的大权，还将决定各大集团战后利益的分配。

当诺曼底的战士们还在与纳粹激战于海滩之际，一场围绕着罗斯福政治遗产的党内争夺战已经悄然展开。

1. 政坛人心术

政客们的计划

1944年6月，罗斯福和副总统华莱士分别访问了苏联和中国。这次访问显示了罗斯福对苏联的缓和态度，也体现了他对华莱士的信任。

罗斯福和华莱士的关系

在美国，副总统的权力大小取决于他与总统的关系。有的副总统只是一个摆设，只能做一些礼仪性的工作；有的则非常受重视，成为总统的得力助手。

华莱士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1年7月，罗斯福让华莱士担任经济战委员会和供应分配委员会的主席，这样一来，他就掌握了调配战争物资的大权。

有人曾说，华莱士是美国史上真正的“二号人物”。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最高决策团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项研发核武器的计划，这就是后来的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是指二战时期，美国为了研发原子弹而开展的秘密项目。

这项计划当时是美国的一个大秘密。华莱士作为副总统，负责在罗斯福和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之间传递信息。这可以看出罗斯福对他非常信任。

华莱士也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他认真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因此在普通民主党成员中很有威望，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罗斯福的最佳接班人选。

不过，民主党的高层领导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像罗斯福那样的人物了。

在美国，政党主要通过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来影响立法。总统和他的团队则负责执行法律。

理论上，每个职位的职责和权力界限都很明确。但在实际操作中，每个人手中的权力大小会随人和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战争总是让总统有更多的权力。如果议会在这个时候通过法律来阻止总统的决定，可能会被指责导致战争失败。

战争的胜利能大大提升总统在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罗斯福能连续四次当选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位强势的总统能够绕过党的高层领导，直接与普通议员沟通。这实际上削弱了高层的影响力，也不利于他们为所属团体谋取利益。

华莱士和罗斯福非常相似。这不仅因为他全力支持罗斯福的政策，还因为他能很好地吸引普通党员的注意。

1944年，当罗斯福准备开始他的第四个任期时，民主党内部的一些重要人物秘密地联合起来，反对华莱士，他们积极地寻找并支持一个温和或者不太出名的人选来代替他。

这个联盟的重要成员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财务主管埃德温·保利以及秘书乔治·艾伦等关键人物。

1944年7月11日，反华莱士联盟带着六人的替补名单前往白宫与罗斯福会面，他们首先推荐的是当时担任参议员的哈里·杜鲁门。

美国总统杜鲁门

那时候，杜鲁门完全不清楚自己已经被提名了。而反对华莱士的一方也并不在意罗斯福最终会选谁，只要那个人不是华莱士就行。

这次见面让人不太愉快。罗斯福原本想让华莱士担任他的副手，但因为党内高层的反对，他只好同意考虑杜鲁门等人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

在会议结束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负责人汉尼根还请罗斯福写了一份书面说明。这份说明主要是罗斯福表示支持杜鲁门等人竞选副总统，并没有提到让华莱士退出的内容。

第二天，这群人带着那份声明去找华莱士，想让他以为罗斯福已经不再支持他了。

然而，华莱士表明，除非总统直接提出请求，否则他绝对不会离开。针对华莱士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是，一个新的、更为阴险的计划即将开始。

暗夜密谋

阴谋之夜

1944年7月18日，就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天，杜鲁门参议员才得知自己可能成为副总统的提名人。当时，他甚至准备支持另一位候选人，并为此写好了演讲稿。

杜鲁门获知消息后多次表明，他没兴趣参选，也不愿做副总统。对于杜鲁门的态度，历史学家有两种看法：一是他真心不想当副总统，主要是担心妻子和妹妹的名字被发现在他参议院办公室的工资单上，怕这事曝光；另一种观点是杜鲁门明白罗斯福不喜欢有野心的人，所以他故意表现得很低调。

没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是对的。或许杜鲁门当时两种想法都有。但杜鲁门的态度让罗斯福很生气。罗斯福打电话骂杜鲁门，说他想在战争中把民主党分裂。不过，罗斯福可能更生气的是杜鲁门背后的那些民主党高层。

经过一番犹豫，杜鲁门最后决定参加副总统的竞选。

然而，因为不能出席民主党大会，罗斯福委托大会主持人塞缪尔·杰克逊宣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到，他自己倾向于支持华莱士，但不想因此影响大会的决定。

在权力斗争中，罗斯福只给了华莱士最少的支持。然而，他没想到民主党高层为了阻止华莱士当选，会有多么狠毒。

1944年7月20日，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体育场举行。

民主党举行的大会

现场挂满了写着华莱士名字的横幅。管风琴手正在演奏来自华莱士家乡爱荷华州的歌曲。

许多华莱士的粉丝把会场挤得满满的。他们也非常支持罗斯福的政策，认为华莱士应该成为副总统。

在第一轮投票里，有17个人竞争副总统，华莱士得了429票，杜鲁门则得了319票。

看到这种形势，民主党高层决定紧急休会，把第二轮投票推迟到第二天早上。谁也没想到，整个投票形势在一夜之间就被彻底改变了。

第二天，芝加哥体育场外增加了许多警察，他们把很多华莱士的支持者拦在了外面。最终，杜鲁门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031票对105票的大优势获胜。

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曾是美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选举舞弊事件。然而，就像其他类似的事件一样，这段历史很少被写入教科书中，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鲜为人知。

虽然杜鲁门成了副总统，但在罗斯福心里，他的地位远不如华莱士。罗斯福很少和他交流，重大决策也不通知他。在任期间，他们只单独见过两次面。

杜鲁门不用急，只需耐心等到权力自然到来的时刻。

1945年4月12日，杜鲁门担任副总统的第82天。他刚结束一场参议院会议，正准备去众议院议长山姆·雷伯恩的办公室喝杯咖啡，突然接到紧急消息，要求他立即前往白宫。

那一天，伟大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离开了我们。晚上7点09分，由首席大法官哈兰·斯通主持，杜鲁门在白宫西翼宣誓成为新总统。

民主党高层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

3. 白宫人事大调整

白宫翻新工程

成为一位著名总统的继任者并不容易，因为大家往往会将他们进行对比。对于像杜鲁门这样起点不高、资历不深的人来说，这个挑战就更大了。

他是美国历史上少数没上过大学的总统之一。杜鲁门在军队服役结束后，通过一位名叫汤姆·彭德加斯特的当地民主党大佬进入了政治圈。不过，他并没有成为这位大佬的亲信。

杜鲁门说他想竞选国会议员时，他在彭德加斯特的支持名单上只排第五。但那一年，名单上的前四位竟然都表示不愿意。于是，杜鲁门就幸运地成为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了。

杜鲁门常常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彭德加斯特争取好处，因此人们常称他为“彭德加斯特的参议员”。这也可能是民主党高层喜欢杜鲁门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杜鲁门在心里已经无数次预演了成为总统的情景，但当那位传奇领袖突然离世，他还是被这份突如其来的巨大权力震撼了。

1945年4月25日，军方向新上任的总统介绍了曼哈顿计划。杜鲁门这时才首次得知这种具有毁灭性的武器。

曼哈顿计划中的实验设备

就像一个孩子在生日时得到了一件心爱的玩具，杜鲁门决定用这个机会来观察苏联领导人的反应，同时也给自己在谈判中增添信心。

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走到斯大林身边，没有翻译，用轻松的语气提到美国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新武器”。斯大林听后显得很 casual。杜鲁门并不知道，苏联早就知道原子弹的事了。

在白宫，杜鲁门发现自己难以应对罗斯福留下的政治遗产，感到十分沮丧。刚上任时，他满怀热情地表示要保留罗斯福内阁的所有成员。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几乎全部换掉了这些人，找来了他在参议院时的老朋友。

大家发现，这批人无论是才能还是品德，都不适合杜鲁门给他们的高级职务。比如说，杜鲁门在白宫里最信任的军事顾问哈里·沃恩，对军事和外交的事了解不多，还经常利用接近总统的机会，为外人谋取私利。

然而，一个根基不深的新总统只能从熟悉的人和事中找到安心。渐渐地，杜鲁门周围聚集了一群老朋友以及他们为了不同目的带来的新人。这些人对美国战后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8年3月13日，杜鲁门儿时的好朋友，犹太商人爱德华·雅各布森利用私人关系，把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人物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请进了白宫。

哈伊姆·魏茨曼博士是一位重要的人物。

最开始，杜鲁门对雅各布森的做法非常生气，他明确表示不想见到任何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过，雅各布森成功地把魏茨曼塑造成犹太人的英雄，打动了杜鲁门。于是，杜鲁门同意和魏茨曼见面，并在两个月后让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杜鲁门还重组了罗斯福时代设立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SS）。这是一个秘密情报机构，拥有绕过国会监督和随意行事的权力。罗斯福原本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就解散它。但军方成功说服杜鲁门将其保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权力更大的中央情报局（CIA）。

很多年后，杜鲁门卸任后或许会为当年的决定感到遗憾。1963年12月22日，也就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的一个月，杜鲁门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让中央情报局只负责情报工作”。

杜鲁门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文章

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没有杜鲁门的另一个决定对人类历史影响大。因为他对战后世界的情况想得不够深，也没有明确的想法，所以杜鲁门主要依靠技术专家来帮他做计划。

美国为了战争建立的强大军事体系不可能马上停止。这牵涉到军队、工业、情报等多个领域的众多利益集团。如果和平到来，这些集团的利益将面临无法挽回的损失。

罗斯福去世后，再也没有人能有那样的能力和威望来控制这台战争机器了。随着热战的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冷战迅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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