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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罗陆杨”事件杨尚昆谈“秘密录音”真相杨尚昆免中央办公厅主任职。

“彭罗陆杨”事件

1966年5-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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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所涉嫌的错误行为展开了批判。

彭真所犯的错误，主要在于他主导了“二月提纲”的制定，并坚决抵制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评。

罗瑞卿的所谓错误，一是抵制了林彪所宣扬的个人崇拜，二是抵制了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

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一是反对林彪、叶群，二是反对林彪的“活学活用”的提法，三是同彭真一起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杨尚昆所涉争议，包括“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安装窃听设备”以及“未经授权擅自将大量机密文件与档案供他人复制”。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在扩大会议上作出决定：免去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同时终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位；此外，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亦被撤销，陆定一亦被免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位。

在八月，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中全会作出决议，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位同志的处理决定。“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党中央于1979年二月、六月，以及1980年五月、十月，分别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同志进行了全面平反。

杨尚昆谈“秘密录音”。

问题真相

作者：苏维民

本篇节选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该作品由苏维民编著，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秘密录音”真相

录音工作的奠基始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起初，录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校对速记，确保会议记录的精确无误；随着科技的进步，录音档案得以建立，录音带亦逐渐融入中央档案体系之中。

“你们为什么要记这些？以后不用再记了。”至于1956年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既无录音，也无速记，最终是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成稿。毛泽东审阅后，对此稿表示了不满。

汲取此次教训，日后每逢大会召开，毛泽东准备发表讲话之际，我便向他咨询是否需启用扩音设备。他应允道：“可以。”我随后又询问是否进行录音，他同样表示“可以”。于是，我们便妥善安排了扩音与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正是他本人亲自指令叶子龙进行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并就所谓的“共同舰队”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会晤前夕，毛泽东特意要求我们做好录音准备。当时的技术条件尚显简陋，若公开展示一台录音设备，那庞然大物实不宜见人，于是我们找到了一台小巧的微型录音机。这台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颇似一只手表，会话时便将这“手表”戴在翻译赵仲元的手腕上，另一端则通过一根线连接到他怀中的钢丝录音机。由于谈话持续时间较长，而这台录音机最多只能工作约一个小时，录音钢丝便需更换。不到一个小时，谈话仍在继续，但录音钢丝已无法及时更换，录音工作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毛泽东对此颇感不悦，而赵仲元则因怀中的录音机过热，导致腹部疼痛，但他只能强忍着不适。这是一次未能成功的“秘密录音”经历。

自1958年11月起，毛泽东出行之际，对他在外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与地方负责同志的深入谈话以及与外宾的友好对谈，均予以录音记录（至于与个别同志的对话，则未曾录音）。这些录音带及其整理而成的文字稿，均被妥善保存在最初的机要室内，通常不对外出借。若因工作需要借阅，须得到我的同意，例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重要讲话的录音稿时，需遵循既定的审批流程。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本人并未参与。在讨论国际关系议题时，毛泽东指示与会人员不得记录，胡乔木却提到存在录音设备。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满，斥责提出录音的人，并警告今后再有录音行为者将被开除党籍。我对毛泽东的这番批评进行了详细的传达，并组织厅务会议进行讨论。自此，我对会议录音的态度变得更加慎重。

1960年4月，我有幸陪同毛泽东主席外出巡视，直至6月下旬，随着上海会议——即毛泽东发表《十年总结》演讲的会议——圆满落幕，我才得以返回北京。在此期间，毛主席屡次会见外宾，被邀见的来宾遍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以及西欧，囊括了世界各地；他们的身份各异，从民间团体代表、社会知名人士，到各国政府首脑及共产党的领导人；会面的地点有时设在毛主席临时居住的处所，有时则是在他乘坐的专列之上。这些会面均进行了录音，当然是在毛主席事前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

1961年四月，我于河北省徐水县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之际，接到龚子荣的电话，告知毛泽东同志正在追查录音相关事宜，并要求我即刻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后，我才了解到，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筹备接待外宾的过程中，得知将进行录音，因而感到不悦。在向邓小平、彭真同志解释情况的同时，我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提交了书面检讨，承担了录音问题上的责任，并请求给予处分；另一方面，我指示机要室的同事紧急组织力量，优先将最重要的录音资料转换为文字记录，并彻底清点、登记、销毁所有录音带。

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专题会议，针对录音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最终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中央级的重要正式会议，在书记处批准的情况下，允许进行记录。同时，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级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与党内同志的谈话；以及中央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均不得进行录音。此外，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以及各地方各级党的、政府的、军队的、群众团体组织，均应参照此规定执行。为确保决定的严格执行，并避免重蹈《论十大关系》未能记录的覆辙，决定选拔一批青年，加以速记培训，恢复会议现场速记的传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等几位青年被选中学习速记。直至1965年冬季，我卸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之前，重大会议的记录工作始终是通过速记方式完成的。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因“秘密录音”背负上了重大罪名，被指责为“窃听”行为，沦为“大特务”。固然，你针对我一人尚可，但仅仅因为“窃听”的罪名，便将徐子荣、王芳等众多同仁牵涉其中，甚至连毛泽东巡视时所到访的各省、市公安厅、局长的命运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无疑是林彪、江青之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劣行径。当然，首要原因在于毛泽东本人对录音持否定态度。

我坚信，录音非但非我之罪，实则是一项重大功绩。录音的目的，正是为了永久保存党的宝贵历史文献。遗憾的是，在1961年，大量录音带被销毁，时间紧迫之下，所抢救的资料寥寥无几，不知有多少珍贵的史料就此付之一炬。

杨尚昆认真对待毛泽东批评

在场的各位中办前辈，就“秘密录音”这一议题，亦纷纷畅所欲言。

他们指出，毛泽东曾明确表示须进行录音记录。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演讲前，他对叶子龙强调：“今日之讲话，你们务必进行录音。”同年7月，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时，毛泽东亦提出录音的要求。1960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出访期间多次会晤外宾，并指示必须录音。此外，他还特别关照，在发布消息时，新闻稿需与录音内容进行核对，且必须由他亲自审阅，确保信息的准确无误。

（一）中央的大型会议；（二）中央组织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关键会议上的发言和报告；（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主持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参加我党会议时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录音的发言和报告。除此之外，所有场合均不得录音。这一建议本应得到采纳，但杨尚昆出于谨慎考虑，并未接受机要室的建议，仍旧坚持逐事商议。在确有必要录音的情况下，杨尚昆会向邓小平、彭真请示，并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方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以及一张录音机的照片。拍照完毕后，康、赖返回北京。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为顾全大局，承担了责任，并向中央提交了检讨报告，报告中未提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因此受到了党纪处分。

如今显而易见，毛泽东对录音持有保留态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录音本身予以全盘否定。他曾在两次场合对录音工作进行过批判，其批评的核心在于未经他事先同意而进行的录音，而非泛指所有未经授权的“秘密录音”。

艰难的平反之路

“他无视中央多次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擅自安装窃听器，私自录音毛主席及常委同志的讲话，窃取党的机密。”显而易见，这纯粹是林彪、江青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对杨尚昆的诬陷。录音是机要室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有录音资料均需整理成文字材料，形成正式的《记录稿》。《记录稿》编号存档，便于查阅，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查阅过《记录稿》，且有详细记录可查。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本就是掌管党全部机密的职务，按照规定，杨尚昆需要阅读所有党的机密文件，以全面了解情况。所谓的窃听、窃密，纯属无稽之谈。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当时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竟郑重其事地派遣人员对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及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进行了全面的搜查，以寻找所谓的窃听装置。然而，结果却是空手而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办公室甚至将机要室用于录音工作的录音机、受话器、电线等设备拍照，并将其作为“秘密录音”的“罪证”收录进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三人的档案之中。然而，他们却对1961年毛泽东对录音工作严厉批评时，汪东兴等五人以及四张录音机的照片只字不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窃听”一案牵连的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实难精确统计。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以及机要室的众多同志遭受了诬陷，连中央及地方诸多单位的负责人亦未能幸免，其中包括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众多同志。然而，即便经历了十数年的所谓审查，却始终未能找到“窃听”、“秘密录音”、“窃取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搜集情报”等事实的依据，导致许多无辜的好同志蒙受了莫须有的冤屈。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那些因“窃听”事件而被牵连的同志均已获得平反，杨尚昆同志亦重归工作岗位，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之职。然而，在1978年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依然坚持指出：“杨尚昆同志无视毛主席的指示与批评，在私自录音毛主席谈话一事上，犯有错误。”鉴于此，对“秘密录音”问题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复查，以彻底揭示事实真相。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与细致调查，事实终于水落石出。调查结果显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的错误结论，但仍有一些问题未完全明了。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原中央办公厅及杨尚昆等同志所加之罪名进行了严谨的复查。事实表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加给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所有罪名，包括所谓的“私录毛主席谈话”，均为无中生有。1980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事件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来源：中共新闻网

杨尚昆在被免去

中央办公厅主任职位后

苏维民

1965年秋季，杨尚昆同志卸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次年五月，他再度遭受不公，被指为“反党集团”的一员。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他遭受了长达十二年的监禁。在那段岁月里，我有幸担任他的秘书，伴随他于广东与山西两地工作，亲眼目睹了他身处逆境时的坚韧态度。尽管对诸多问题感到困惑，他依旧保持豁达，关注的焦点并非个人冤屈，而是党的事业！

杨尚昆办公室终结。

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每位干部至少应参与一到两次“四清”运动的指示，1965年的秋季，我有幸加入中南海“后楼”（该称谓系中办直属各组的俗称，缘由是各小组均位于居仁堂的后楼，故得此名——作者注）的一个工作组，前往天津的公私合营中天电机厂，参与那里的城市“四清”工作。

11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紧急电话，告知我有要事需即刻返回京城。翌日，当我重返办公室时，方才得知杨尚昆同志已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转任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广东省设有第一书记一职）。他诚挚地邀请我一同前往广东，协助他工作一段时日。

一类无保留价值，予以销毁；一类需退还原单位；最关键的一类则归属办公室档案，我将其整理成册，作为一个独立的全宗提交至中央档案馆，并由翟毓才同志（原中办机要室档案科成员，当时在档案馆工作）接收。同时，我还将多年来由我保管的中枢印鉴转交给了李质忠。中央印鉴共有四枚，分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其中，“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办公厅”印章使用频繁，前者用于与国外兄弟党的书信往来，后者用于国内事务。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两枚印章则未曾启用。

12月10日夜晚10点14分，我陪同杨尚昆乘坐加挂的一节公务车厢，从北京启程前往广州。在启程前，杨尚昆已经提前告知中办的同仁，无需前往车站为他送行。因此，那日前往车站的，除了他的家人以及因工作需要陪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和乔明甫之外，仅有中办“后楼”的少数工作人员自发前往，站台显得格外冷清。尽管当时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尚未被撤销，但地方上的同志们对于他“调动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在随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无论身处湖南、广东、上海还是江西，每到一处，当地的主要负责人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亲切交谈，态度如常。

在驶往广州的列车上，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及其两位同伴相伴同行。刘志汉，白族，来自云南易门县，性格开朗，一路上谈笑风生，气氛融洽，并未感到孤单。抵达长沙的次日夜晚，由于前方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邀请杨尚昆至省委招待所（九所）稍作休息。当晚，杨尚昆与在场的王震、张经武、刘春等人亲切交谈，并共进晚餐。翌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浏阳的蹲点工作地返回长沙，与杨尚昆会面并设宴款待。13日，杨尚昆抵达广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并一路护送至省委招待所的小岛4号楼。杨尚昆抵达广州的五天后（即18日），便开始实地考察。在13日至17日的五天里，杨尚昆不仅与省委的各位同志进行了会面，赵紫阳也三次前来与他谈话；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16日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归来后，两次前来探望，并向他传达了上海会议的内容以及罗瑞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情况。此外，在广州期间，杨尚昆还分别会见了叶剑英、董必武、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胡耀邦、赛福鼎和张治中等同志。

杨尚昆在广东

“杨主任，您多年来始终对我们关怀备至，弼时同志在世时您就给予我们极大关注，他离世后，您对我们的关爱更是无微不至。我们全家真不知如何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唯有教育孩子们勤奋学习，努力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以此回报党的关爱，不辜负您对我们的厚望。”这封信让身处异乡、孤身一人的杨尚昆倍感温暖。

1966年1月4日至10日，杨尚昆莅临湛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其重点在于深入了解“四清”运动的进展情况。期间，他认真倾听了湛江地委书记罗道让和南海舰队政委王政柱（当时正参与海康县的“四清”工作）的详细汇报。在1月6日的日记中，杨尚昆记录道：“自下午三点半至六点半，王政柱同志详细汇报了他们在海康县蹲点的实况。据他所述，海康县人口达56万，当地主要产出红薯，民众的日常饮食以稀饭为主，红薯丝占据了主食的绝大部分，而大米则十分稀缺。当地的卫生和文化条件极其落后，居民的生活极其困苦。”对此，杨尚昆不禁感叹，海康县的农民生活之苦，甚至超过了陕西长安的农民。

“尚昆同志无需再参加地、县委书记会议。”

“我犯了错误”，并表示“对组织充满信心，对中央绝对信任，愿意接受审查”。谈及工作，他坦言：“无论是地委书记还是县委书记，我都愿意担任，只是不愿担任一把手”。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他记载道：“下午，陶铸、赵紫阳同志来访，谈及我调任高要地委（即肇庆地委——编者注）工作之事，我立刻表示了同意”。

翌日（5月23日），在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的陪同下，肇庆地委书记亲切地探望了杨尚昆同志，并向他表达了热切的欢迎之情，邀请他抵达肇庆后，先在七星岩——这座肇庆知名的风景名胜区中稍作休憩。杨尚昆同志随后向我透露：“你返回北京后，也请如实揭发我的问题，你若有所察觉，请直言不讳。”他还独具慧眼地预见到了“小平同志也可能面临批判”。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回北方请求，并任命他为山西临汾地委书记。

杨尚昆，李伯钊

杨尚昆在山西

5月30日，在广东省委秘书长马甫及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吴云章的陪同下，杨尚昆乘坐16次特快列车，加挂的一节公务车厢前往山西。6月1日清晨抵达石家庄，次日凌晨转乘87次列车，于7时左右抵达太原。山西省委书记兼副省长武光汤，以及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亲自出面迎接，并设宴款待。6月3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北京返抵太原，并向杨尚昆传达了他在北京期间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与他进行的谈话内容，随后决定将杨尚昆暂时留在山西，不宜返回北京。当晚，杨尚昆从临时下榻的迎泽宾馆搬迁至柳巷太原饭店的西楼。在太原期间，山西省委向杨尚昆出示了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杨尚昆迫切地希望投身工作，屡次催促即刻前往临汾，然而均遭到了委婉的拒绝。直至6月23日，省农办的一名同志才莅临太原饭店，向杨尚昆详细汇报了山西的农业现状。

面对重重挑战，杨尚昆始终铭记着7月1日这个党的诞辰45周年的重要日子，亦未曾忽视自己的职责所在。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记下：“在这充满意义的纪念日……心系卫恒同志的归来（此刻他亦身处北京——作者注），我便立志投身于晋南的工作之中。”

7月4日清晨，杨尚昆漫步于晋祠之间，突然接到电话，得知“卫恒将进行会谈，请下午务必留在太原饭店”。果不其然，当日下午一时左右，太原饭店院内警卫森严，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尚昆随后被安排至一处隐蔽之地，开始了“隔离审查”。

“在中央工作的二十年里，我对主席以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秉持着积极的支持态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策均持坚定的拥护立场。我未曾在任何场合发表过反对三面红旗、毛主席或党中央的意见，也未参与任何反党阴谋活动。”“关于我犯下的错误，有许多具体事实我尚且不甚明了。还有一些问题，我尚未完全理解。”

追忆杨尚昆被隔离审查的那日，正值午后，我正沉浸在梦乡之中，突然，车鸣声将我从沉睡中惊醒。彼时，太原饭店院内军警云集，如同备战状态，而杨尚昆却不知所踪。欧阳景荣匆匆跑来我的居所，与我和警卫员赵宇田交谈，内容无非是杨尚昆犯了错，要求我们与他划清界限。不久，一人至我居所，细致地检查了我的行李，并当场扣押了我的两本工作日记及数份中央办公厅的文件。他使用复写纸开具了一份《扣留苏维民同志物品清单》，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确认。随后，欧阳景荣等人离去，另两人则将我们带至一地，形影不离地跟随。次日，他们押解我和赵宇田返回北京，我们四人一同乘坐开往北京的火车。这是一节软卧包厢，我们深知此行不悦，故而一进入包厢便直接爬上上铺，闭目安睡。次日（7月6日）清晨抵达北京，中办机要室的邹常缙前来接站，我们先在华北饭店（今金台饭店）享用早餐，随后被送往中办学习班二支部（机要室支部）的所在地——和平里。安置好赵宇田的住处后，我告知他们我的家就在此地，他们无奈之下只得让我返回家中。

短暂逗留于太原期间，却充满了不凡的经历。通过观察杨尚昆是否能够与家人通信以及赵宇田工作上的难题，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办公厅同样陷入了混乱的漩涡。

首先，涉及杨尚昆及其家人的通讯事宜。6月4日，欧阳景荣拜访杨尚昆时，携来一份汪东兴办公室的电话记录。记录显示，李伯钊已从中南海搬离，家中尚未安装电话，如需联系，可通过邻近的公共电话亭转达。同时，关于赵宇田的情况，中央警卫团已通知山西省军区政治部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并告知无需返回北京。当夜，杨尚昆尝试致电李伯钊，电话由其服务员小白接听。小白表示，他们正忙于事务，预计要晚些时候才能结束。此后，尝试通过那部“公用电话”再次联系时，却发现电话已无法接通。显而易见，所谓的“公用电话”只是表面上的表演，实则暗中禁止通话，却又不便直接明言。

其次，涉及赵宇田的职业变动。6月6日，赵宇田遵照电话指示前往山西省军区报到，该军区指示他即刻脱下军装转业。然而，三天后的9日，欧阳景荣又宣布，赵宇田无需脱军装，计划将其关系调至山东省军区安排工作。到了18日，赵宇田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警卫团的信件，信上写着“赵辛田”，但据推测这可能是对“赵宇田”的误写。信件拆开后确认是给赵宇田的，信中提到：“你的关系已转至山西军区，一切事宜将由山西军区处理，你在北京的行李，将寄送给你。”这封信仅用白纸书写，既未使用官方信笺，也未盖公章，因此难以判断其是否为正式公函。信中的内容也令人困惑，半个月内情况多变，前后矛盾。最终，赵宇田既未能在山西留下，也未前往山东，而是被押送回北京。

杨尚昆回北京

1966年12月25日，杨尚昆被押送至北京，途径太原。在那日的日记中，他记录道：“凌晨七时一刻起飞，九时十分抵达西郊机场。此间居所狭小，气候严寒，整夜未能安眠，面对全新的环境，我当勉力适应。”翌日，他在日记中仍不忘提及：“今日乃主席寿辰，愿他寿比南山，福泽万方！”

三天后，杨尚昆便被召至“控诉大会”，由此拉开了无休止且残酷的批斗序幕。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他如此记录：“参与控诉大会，实属痛苦之极！汗水淋漓，几度浸透全身，归家后未更衣便因疲累而入梦……果真感冒了，体温升至38℃以上。”然而，他的忧虑并非仅关乎自身，12月31日的日记中便写道：“周身疼痛，卧床不起，未有任何事务。今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主席亲笔书写的《满江红》词。”1967年元旦那天，他在日记中记载：“病体未愈，仍有低热，周身疼痛加剧！在广播中聆听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午后又反复阅读了两遍。”自那时起，直至1975年他被解除监禁，杨尚昆除了遭受批斗和被迫交代“问题”外，便是沉浸在阅读之中，反复研读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充分展现了一位老革命家在逆境中意志的坚韧。他所牵挂的，并非个人的冤屈，而是党的事业！

1967年初，有一次杨尚昆被拉到中直礼堂批斗，当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窃听毛主席讲话”时，他从容、镇静、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没有！”全场为之一振，批斗会草草收场。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第二次会议上，遵循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持续八年，现应以安定团结为首要”的方针，作出决定，全面释放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同时决议对所有受审查监禁的干部予以释放。在此背景下，杨尚昆长达九年的“监护”状态亦告解除。随后，中共山西临汾地委组织部派专人前往北京，迎接杨尚昆赴临汾定居，得以与家人团聚，重获人身自由。

1978年秋季，胡耀邦同志履新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在胡耀邦同志的深切关怀下，杨尚昆同志得以重返北京，入住协和医院接受全面细致的身体检查。

杨尚昆平反

1978年11月23日，正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中央专案组正式发布了《关于杨尚昆同志的审查结论》。在该《结论》中，一方面确认了“杨尚昆同志未曾与其他人结成任何反党集团，亦未曾从事任何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党外被指控为‘反党野心家’的说法，纯属诬蔑，应予彻底澄清”；另一方面，对于所谓的“秘密录音”事件，仍然认定其为“犯下严重错误”；同时，将向苏联籍华人赠送公开发行的刊物和宣传品，如《中国青年》杂志以及《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定性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了能够早日重返工作岗位，杨尚昆同志尽管对这份结论中留下的尾巴感到不快，还是不得不违背本意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杨尚昆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与批评，在私自录音毛主席谈话一事上存在过错。经重新审查，过去将其定性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恰当的，应当予以纠正。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籍，并为其安排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杨尚昆同志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的第二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办公厅的干部遭受了迫害，至今已有238人案件得到平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的错误结论，但仍有一些问题未完全澄清。三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遭受的种种指控进行了细致的复查。事实证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以及汪东兴同志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所有罪名，包括所谓的“私录毛主席谈话”，均为无稽之谈。

自1965年10月杨尚昆接到调职通知，直至1980年10月彻底获得全面平反，其间长达15年之久。

历史永远公正，那些曾经被扭曲的是非终将得到重新审视，最终还原其应有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