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的前夕。

当年6月，一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从北平出发，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严密封锁，终于来到了陕甘宁边区，也即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

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前往边区，是因为斯诺想迫切了解关于这里的一切。

他很好奇，想寻求关于中国革命与战争等问题的种种答案。

幸运的是，他得偿所愿。

在这里，他采访了众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而后，他将这些采访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也就是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

在这本书里，他用整整一段章节的篇幅，介绍了一位红军将领，尽管斯诺与他未曾谋面。

他是谁？

为什么能引起斯诺浓厚的兴趣，如此重点关注？

他就是：

大名鼎鼎的贺龙将军。

贺老总早年辍学，出身寒微，“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多年以后，被评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贺龙将军之所以受到斯诺的重点关注，是因为，虽然很多人从未见过他，但却早已听说他的种种传闻，且越传越神。

江湖之上，素未谋面，却早已到处流传着，贺老总的传说。

在斯诺等许多西方记者看来，贺龙，应该是延安最具传奇色彩的革命将领，他就像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又像西方的罗宾汉和夏伯阳，惩恶扬善，侠肝义胆。

斯诺在书中写道：

“他是个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

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

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

“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

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

这样一位有血有肉有故事有魅力的传奇人物，当然值得好好报道。

有朋友不禁好奇：

早年辍学，出身寒微的贺老总，究竟是靠什么走出困境，活成传奇的？

在读过斯诺关于贺龙将军的采访记录后，我又了解了关于贺老总更多的生平故事，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

在我看来，其原因分为：

3个方面、6个要素。

这篇文章，我就和大家来简单聊聊。

01

第一方面原因：

敢想敢干敢拼的性格，个人影响力的不断积累。

先看性格。

1896年3月，贺龙出身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农家里。

虽说是贫农，但由于是军家后代，即便家道中落，但家族的许多传承还在，这深深影响了贺龙的性格养成。

贺龙的祖上能文能武，有“父子公孙十秀才”之说。

何以见得？

先人贺崇先，康熙初年从湖北来到湖南，奉守关隘；

曾祖父贺廷军，是终身教书的文秀才，还号召修建了洪家关大桥（今贺龙桥），方便行人南来北往，受到大家的尊重；

堂曾祖贺廷壁，江湖人称“壁大王”，是当地有名的农民领袖，同治年间，曾响应太平天国起义，攻占桑植县城，在湘西澧水县上游威名一时，虽然后来不幸被清廷镇压，贺廷壁父子被斩，但其英勇斗争的精神，却被当地人深深地敬佩和纪念；

祖父贺良仕，是一位正义感十足的武秀才，不畏恶势力，敢于斗争；祖母罗氏，则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善良妇女，他们秉承先人遗愿，变卖田产续修洪家关大桥，因此才家道中落；

父亲贺士道，虽然因为家道中落，早早失学，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自学裁缝等技能，维持生计的同时，还继承了贺良仕的家传武艺，平日里也爱打抱不平，不畏强权。

……

贺龙小时候，受到祖父祖母的疼爱。祖父常受邀到地方民团或乡村业余爱好者那里传授武艺，他总不忘把贺龙带着，让他耳濡目染，以锻炼他的胆识。

到了七八岁，是该读书的年龄了。祖父祖母千方百计地把贺龙送进私塾启蒙学习，并给他取名“贺平轩”，希望他”平步青云，气宇轩昂”，将来长大了，能有所作为。

贺龙很聪明，学习又努力，但无奈家境实在贫寒，常常穷得揭不开锅，只得早早辍学，很早就开始接受社会的毒打暴击。

有一荒年，父亲带着贺龙去县城买粮，不巧碰上了肆意用皮鞭抽打穷人的粮差。父亲见状，心有不悦，上前说了句公道话。粮差一听，不乐意了，随即将皮鞭抽来，父亲闪身一躲，不巧，皮鞭抽打在了贺龙身上。

见自己儿子被欺负，父亲火冒三丈，与粮差扭打起来。结果粮食没买着，还被官府关押一晚。

这件事对贺龙影响颇大，反抗压迫、反抗不平等的种子，就这样，在他心中播下了。

十二三岁的贺龙，不仅要干各种各样繁重的农活，还要上山砍柴、下窑挖煤，如此辛苦，只为换些柴米油盐维持生计，甚至还一度被迫离家，到外地给地主当长工。

十四岁时，贺龙跟随马帮队伍，负责驮运各种物资，以及贩卖骡马，不仅路途辛苦，还要经常忍受官府的各种苛捐杂税、盘剥刁难，以及冷不防就冒出来的土匪抢劫。

经历的毒打、见过的不公多了，又浸染在一种正气凛然、打抱不平的家庭氛围中，贺龙敢想敢干敢拼的性格，也就逐渐形成了。

让我们再看个人影响力积累这一要素。

早年艰难困苦的经历，促使贺龙养成了敢于斗争的性格，同时，也增长了他的见识，锻炼了他判断事物的能力，结识了天南海北形形色色的人。

在此期间，贺龙加入了某地的哥老会，并深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赏识，以及成员们的认同。

哥老会，是一个活跃于近代中国，声势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

可以看成是现在的线下社群。和很多松散的社群不同的是，这个社群的凝聚力、组织力都很强。

关于哥老会的起源，暂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由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团体，报团取暖，有斗争精神，反抗不平等。

像朱老总、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民盟主席张澜，也都曾是哥老会中的一员。

贺龙加入了哥老会，好打抱不平的他，为组织做出了许多贡献，受到首领赏识和成员们的认同。加上他的堂曾祖贺廷壁，是湘西哥老会的龙头老大，领导过反清斗争，这些都让贺龙在哥老会里，逐渐积攒起了个人影响力。

通俗点说，贺龙成功地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个人品牌。

“贺龙”两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号召力，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写道：

“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中国。

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

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曾经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的哥老会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

他的口才很好，在国民党中是有名的。李（李长林，向斯诺讲述贺龙故事的被采访人）说贺龙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

“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据李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

斯诺的这些描述，看起来难以置信，但其实丝毫不夸张。

因为，这就是贺龙的巨大影响力。

有了敢想敢干敢拼的性格打底，加上个人巨大的影响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贺龙为何能够仅凭两把菜刀，就较为容易地拉起一只队伍，闹革命了，甚至队伍打散了，还能很快再聚起来。

1917年12月，贺龙已经成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军司令，因为被上级怀疑猜忌，贺龙的部队被扣押并吞并。

但贺龙没有因此灰心，获释回家后，决心再次组建一只新的队伍。当时有个叫吴玉霖的人，身上带着两把菜刀，专程前来投奔贺龙。

机缘巧合之下，贺龙与吴玉霖碰到了某县县长，正被人护着，坐着轿子经过。短暂商量后，贺龙与吴玉霖凭着两把菜刀，和矫健的身手，夺走了两支步枪，并凭着这两只枪，重新拉起一只队伍。

经过两个月的转战，部队人数从十几人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支枪。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由此传为革命队伍中的美谈。

1927年，毛泽东在进行三湾改编时，都用其打比喻，激励队伍士气：

“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02

贺老总敢想敢干敢拼的性格、个人影响力的不断积累，是成事的基础，但，光有这些，还不够。

那还需要什么呢？

这就引出第二方面原因：

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坚定的革命信仰意志。

十分突出典型的一次，是在南昌起义的时候。

重新拉起队伍后，贺龙治军有方，逐渐发展壮大，屡建战功。

1924年到1927年期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打响。

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的鲜明旗帜，带领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

到1926年夏天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

就在北伐军势如破竹，胜利进军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陆续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彻底叛变革命，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机会主义分子一见情况不妙，纷纷投敌，还有不少抱有消极悲观的人，选择了放弃。

但贺龙既不当机会主义分子，也不陷入一味的消极悲观的泥淖中。

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工农劳苦大众一边。

贺龙对部队的战友们说：

“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了，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同共产党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年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机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3条：

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

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弟兄。这条路行不行？不行！

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决不能走。

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讲真，贺老总的口才真是不错。逻辑清晰，分条分点，一针见血，恰到好处。

面临问题会产生的各种情况，列出来了，这些情况会产生的后果，也列出来了。至于是留是去，由你们选。同时，还规定了不能动摇的原则。原则性和灵活性俱足啊。

单是看完这番话，我都自觉心潮澎湃，这样的领导人，怎么会不值得追随？

有了这番喊话，部队更加的凝聚和统一了。

1927年7月23日，贺龙率领部队，来到了江西九江。

那时候，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态度，赢得了共产党人的信任。

经过周密的商量，他们希望贺龙能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贺龙爽快地答应了，他对部下说：

“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天还未亮，南昌城里静悄悄的。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坐镇领导，两万多名官兵脖子上系着红布带，左臂扎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

所有人各司其职，做好准备，见准时机，蓄势待发。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南昌起义就此爆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将南昌敌军3000余人全部歼灭，占领了南昌城，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

这次起义能进行得相对顺利，贺龙和他领导的第二十军，功不可没。要知道，第二十军可占据了起义军将近一半的兵力！

南昌起义是8月1日，这一天，被我党我军定为建军节，而贺龙将军，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当之无愧。

至此，贺龙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阶段之中。他坚定不移跟党走，忠于革命忠于党，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个人价值。

在我看来，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于：

贺老总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从贺龙的角度来看，就是不违背本心，不剥削百姓，坚持革命，坚持真理，英勇斗争，斗争到底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能取得成功，其途中往往存在着各种磕磕绊绊，甚至九死一生，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意志，最终可以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到达光明的彼岸。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说：

“我父亲说：‘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换上草鞋，再上山拉队伍！’

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人，对1927年8月1日，我父亲系着红领带，站在江西大旅社的台阶上下达起义命令的那幅油画，都十分熟悉。

人们不知道的是，在起义后的南下途中，我父亲在第8次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才终于在瑞金的一所小学里被批准入党。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父亲在革命处在最低潮、中国的天空最黑暗的时候，追随共产党，坚信共产党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那杆信仰的大旗，始终树立在他心目中。

就是凭着这种信仰，他从香港辗转到上海，再从上海辗转回湘西，几年后，又浩浩荡荡地带出了一支红二方面军。”

03

写到这，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贺老总突破困境的两方面原因，这一节，再聊聊他的高度团结意识，以及优秀的军事指挥能力。

先看高度的团结意识。

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在一次风雪交加的行军途中，仅一个师就牺牲了近200人。

由于草地沼泽遍布，环境恶劣，人迹罕至，给养得不到补充，许多红军战士都牺牲了。对此，贺龙心情十分沉重，他多次命令部队，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活着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都要去抢救。

最困难的日子里，他还命令杀掉自己心爱的战马，分给战士们吃。贺老总爱马是出了名的，此举一出，众人伤心，纷纷反对。

贺老总却说：

“不要哭了。我不到十岁就放马，十多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也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爱革命。

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不惜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么？”

贺老总的话语情真意切，不仅感人至深，还催人奋进，让红军战士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面对张国焘妄图分裂党中央的行径时，一次开会，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准备起身的张国焘讲了句悄悄话：

“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张国焘听后，很是听话，果真讲话内容全篇都是团结。

事后，贺龙说：“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多年以后，朱老总回忆此事，不无感慨地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贺老总的团结意识，就是这么鲜明，就是这么清醒，他的大局观很强，凡事都从大局出发，去考虑，这让他深得战友们的信任与爱戴。

再说说军事指挥能力。

纵观贺龙将军戎马一生，战功不少，但为人熟知的战斗，似乎不多。

这是不是说贺老总的军事指挥能力不行呢？

不是的。

贺老总北伐时期，就已是名将，战功赫赫，怎么可能不会打仗呢？

但，打仗也分很多类别，一个优秀的将领，并不一定擅长打所有类型的仗。

贺龙的优势在于，他更善于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身体力行，组织人，团结人，带领人。

在战斗指挥上，游击战等这种相对规模较小的战役，贺老总是完全拿捏的。像长征初期跳出蒋介石围剿的包围圈、冀中四战四捷、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都是很好的体现。

陈庄一战，共消灭日伪军1200所人，这场战斗，也是贺龙将军用兵的杰作之一。

之后，贺龙应聂荣臻要求，派遣一二○师特务团开赴黄土岭，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作战，击毙了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被我军击毙的职务最高的将领。

但贺老总不太擅长大兵团作战，而林彪、彭德怀、粟裕等人，在这方面更加擅长。

又因为大兵团作战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所以，其战绩更为人熟知，但这不能说明，贺老总的军事指挥能力不行，而是说，各有所长。

他关于军事的许多文电、总结、讲话，被收录在了《贺龙军事文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读，相信会有启发的。

04

回顾贺龙将军革命时期的种种经历，我和大家总结了3个方面原因，共6点要素。

这6点要素，在我看来，是贺龙将军克服艰难险阻，走出困境，取得成功，活成别人口中传奇的重要支撑。

总结来说就是：

敢想敢干又敢拼，

积累影响聚人心。

关键时刻顶得上，

坚定信仰不停息。

指挥队伍有方法。

维护团结无私心。

事实上，这些要素对我们当下很多人来说，也是颇有启发的。

现在这个时代，相比贺老总那个时候，条件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有一点不变的，那就是我们总会在奋斗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压力。

贺老总开局条件并不算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早年辍学，出身寒微。

这时有人会说，你说得不对，他没咱们想得条件那么艰难，要知道，他祖上也是出了不少人才的，家风传承对他影响很大，这跟家庭有很大关系！

诚然，确实有这样一方面的要素存在。但，就算咱们知道了这些，又怎样呢？难不成贺老总光靠吃所谓的老本，就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了？

不，当然不是。

有多少天胡开局的人，最终不也是落得一败涂地么。

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能获得真正的成就，走得更远，外在的诸多要素，都是次要的，其核心的根本，还是在于自身。

自身如何选择，很多时候，由不得别人，只能去自己选。

初始的条件，确实能让某些人一开始走得更顺，但走得更顺，并不意味着走得更远。

有了条件，不要骄傲，没有条件，更不要懊恼，而是要对自身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定位，积极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自己适合做什么，以及大致估计一个切实的上限，并为之努力奋斗下去。

这个努力奋斗的过程，其决定权，永远只在你自己手上。

你要做的，就是根据自身和外在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完善，逐渐接近自己的心之所向。

贺老总突破困境，活成属于他的传奇，有他的成功之道；

我们每个人突破困境，活成属于自己的传奇，亦有我们自己的成功之道。

用不着过分焦虑，在了解了贺龙将军的故事后，能够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对于我们个人成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就足够了。

我想，这才是我们读名人传记、故事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05

再和大家聊个关于贺老总的故事，算是本文的番外。

前几个月，“苏超”火了。我在看球赛时，不知不觉地想到了咱们的国足。

我幻想，要是中国队也能在世界杯上驰骋，该多好啊……

我又想，咱们国足的实力，真的一直都那么糟糕么？

难道有关部门的领导，没有做出过切实的努力？

为此，我专门搜了一下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历史，惊讶地发现：

贺龙元帅在新中国成立后，居然担任过国家体委主任，是人民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开展工作的初期，他说：

“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

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

在贺龙的领导下，体育馆、体育杂志、各项赛事都逐一涌现出来，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就这样蓬勃开展起来。

在足球方面，贺老总尤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1952年，中国队曾以0:7输给波兰的足球队。

贺老总意识到了中国足球与欧洲足球之间的巨大差距，到了1954年，在他的关心下，国家体委派青年足球队去匈牙利学习。

当时的匈牙利获得过奥运会冠军、世锦赛亚军，妥妥的世界强队。

中国队学习认真勤奋，很快便掌握了一些先进的足球理念、技战术，进步不小。

到了1955年，中国青年足球队以“北京足球队”的名义与波兰的华沙队展开对阵。

这一次，华沙队扬言，要8:0战胜北京队。

重压之下，贺龙鼓舞队员们：

“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

球可以输，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灭。足球队要学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来。你们回去告诉运动员们，第二天我要到场助威！”

贺老总说到做到。次日，他出现在主席台上，给中国队加油助威。这场景，一如他在革命年代，鼓舞战士们奋勇向前，凝聚人心。

队员们深受鼓舞，士气大振，虽然最后以2:3不敌华沙队，但他们用实际行动，粉碎了华沙队赛前狂妄的“挑衅”，证明了自己，被波兰体育界高度评价。

贺老总多次表示，“我对（中国）足球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中国足球）一定要上去。”

他甚至说过这样的“狠话”：

“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

解放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五十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

“‘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

……

遗憾的是，因为后来受到运动的冲击，贺老总1969年就去世了，他在世时，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甚至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但他终究没能看到中国‘三大球’的崛起，尤其是足球。

卢克文曾在文章《中国足球为什么越踢越拉胯》中说道：“选一个任期较长的领导，让其布局十年左右，有耐心去做这件事。”

如果贺老总精力尚好，不那么早离世的话，也许，中国足球的发展，可能会相对更顺利些。

当然，没有如果，我的想法，也更多是一厢情愿。

只是觉得，贺老总的期望，也是我们每个中国球迷的期望。我们有时候骂国足，并不是因为真的讨厌它，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我们当然是希望国足越来越好了，希望这不仅仅是希望，希望国足能能早日突破困境，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写就一段传奇。

……

贺老总含冤去世，但他的那些莫须有罪名，最终，还是得到了平反。

毛主席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

最终，贺龙元帅得到了平反。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周年。八宝山革命公墓内，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周恩来抱病到场，他肃然站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向这位昔日在南昌一同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做最后的告别。

之后，周恩来发表即席讲话：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写到这，我不禁想到了马克思说的一段话，就以此来结束本文吧：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

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