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古装影视能“戏说”到什么程度，在“娱乐至死”的今时，已无“尺度”之限；整个古代，都被“娱乐”成了变幻莫测的哈哈镜。简单推测，未来，也许就是二三十年甚至更近，我们全体（包括创作者和观赏者），都再不会知道“平面镜”映出的是什么了。

影视圈里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据说有八九分“真”——相关最高管控机构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公开场合说影视不能歪曲历史，比如吕布，就是三姓家奴，不能翻案……显然，该权威人士把几百年前的娱乐文学《三国志通俗演义》（俗称《三国演义》）中被严重变形了的人物张飞的“台词”，当作了不容“歪曲”的“历史”。“顶层”十多年前就已然“娱乐”到了这程度，“基层”及其产物和未来产物，得“娱乐”成啥样儿啊！

不多说了，说多了准挨骂。挑最经常被“展现”的“帝王”及其很容易被“演出”的“上朝”，稍许指摘指摘，聊作娱乐海洋里一小方还能漂在面儿上的木板。

（一）有事出班表奏，无事卷帘退朝

十几二十年前，有个很“戏说”的古装剧，好像是叫《穆桂英挂帅》（苗圃主演），其中不止一次出现皇帝（仲星火扮演）“上朝”的场景。黄宗洛老先生扮演的殿前宦官，拿个“蝇甩子”（也叫“拂尘”），很潇洒地一抡，瘪着嗓子高喝：有事出斑表奏，无事卷帘退朝……

“有事出斑表奏，无事卷帘退朝”这话，应该源自评书，带点儿俏皮，是文化不高的评书艺人臆想并世代口口相传下来的。是否“真实”，不好说——没有哪个史籍上详细记载过皇帝“上朝”是由谁或说“什么人”怎样“开场”。

或许，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确然指出这由宦官喊出的两句话肯定是戏说；可又有谁能明明白白告诉今人，不是那样，又是怎样？

“是”或许真难说，但要“否”，却也还是有的可说。至少两点是可以用来“否”的：

一，如果说“上朝”有“主持人”的话，也绝不会是殿前宦官——殿前宦官通常是最了解皇帝的“近仆”，大概率都深得皇帝信用；但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代替皇帝发言，而只能重复或说“宣扬”皇帝的话，比如：皇帝说“宣谁谁谁”，他高喊重复；“有事”怎么“没事”又怎么这样的话，皇帝说了，他才可以高声重复；而且，无论怎么重复、怎么高声，重复皇帝的话的时候，都不可能挥舞“蝇甩子”。

二，既“上朝”，就不存在“有事”还是“无事”的概念——所有“上朝”，都是皇帝“主张”并“主持”的，至少原则上是这样。皇帝“有事”才“上朝”。至少，在从秦至清初，都是这样；直到清初顺治末期（大致是顺治帝挚爱的“董鄂妃”死后）才有所改变——为标榜“皇帝勤政”，清廷宗室“法定”了“间三逢五”的“叫起儿”规制（又说是孝庄文太后强制）——不管有事儿没事儿，皇帝每三天必须“叫起儿”（召唤群臣开朝会），如果赶上“逢五逢十”的日期，则是“大朝会”，即“叫大起儿”，余者可以是“小朝会”，即“小起儿”。很显然，不论大小，“起儿”都是皇帝“叫”的，“上朝”由皇帝主张，是“砸得实实儿“的！

（二）大朝会和小朝会

据有些资料讲，周王朝（“皇帝”时代之前）起，上朝，就有了“大朝会”和“小朝会”两种“规格”。大朝会，一定品级之上的“在京”官员，原则上都要出席，议及事由通常都是涉及广泛的“大事”；小朝会，则更针对只需要、只可以由少数高层臣僚参与的“要务”。“大朝会”更讲威仪，君主端坐权位，除去较早期有数几位“大权臣”（例如西汉的霍光、王莽，东汉的董卓、曹操）有座，臣僚都必须肃立“陛下”。相比而言，“小朝会”的“威仪”，就可能更是“原则上”的而未必绝对一板一眼，“君幼臣重”的话，会比较“随便”。

距今较近的明清两代，明朝的“上朝”都是皇帝“随机”主张；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几十年不上朝也咋没咋地。“上朝”的话，“大朝会”通常会在“三大殿”中“靠后”的“中和殿”或“保和殿”进行（最大的“太和殿”多用于祭祀类活动而不用作议政），“小朝会”就会安排在更“深宫”的形制小些的场所。清朝绝大多数期间都是“定期”的“上朝”，不用“三大殿”，“大起儿”差不多都在乾清宫，“小起儿”也可能安排在养心殿。

定期也好，不定期也罢，那么大的国家，皇帝和高级臣僚，不说“日理万机”，也肯定不会闲着没事可做。像明万历皇帝那样几十年不上朝的，实属罕见；和大程度上，明王朝的衰竭，就是那几十年皇帝对政务的荒疏所致。唐明皇（玄宗李隆基）“因为爱情”的“从此君王不早朝”也不过是起得晚，免了“早朝”，而不是无事可议一直都不“上朝”。

多数情况下，上朝，不仅是皇帝“主张”的，而且也是皇帝“主持”的。除去一些（少部分）“不务正业”的皇帝（比如北宋徽宗赵佶），大多数皇帝，召集朝会是有“议政”目标的，也会提前做“提纲”式的准备。“上朝”时，群臣提前各自“就位”肃立，皇帝上殿、落座，群臣行礼，过后，多数情况，都是皇帝先抛出“提纲”、要义，让“陛下”的臣僚做汇报、出主意；比较明确、急切的事情，会点到臣僚姓名或有关部门。

很少会有我们在影视剧中时常会看见的皇帝没出声臣子先出斑表奏的情况。很少，不是没有，也不是不允许。但除非唐朝魏征、明朝于谦那样多少“奇葩”的“没眼色”的“诤臣”，非“万急意外”之事，如果不是君臣事先“暗合”的“表演”，没人会跟皇帝抢话。

（三）密报（密奏）和密议

当然，仅靠“上朝”，哪怕是清朝那样“定期”的“勤政”模式，也不可能“覆盖”所有必须由皇帝决策的政务。“朝堂”之外，“上朝”前后，还有很多环节、场景、过程。

比如：前及，皇帝“主张”上朝，会提前做“提纲”式的准备。这就必定需要“素材”或说“基本信息”，还得筛选、提炼、分析，才能形成“上朝”要提议或指令的话题、事项。

一系列准备，即便秦始皇、清雍正帝那样“事必躬亲”的“工作狂”皇帝，也不可能独自全部完成；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绝大多数皇帝，都需要特定的少数极少数臣僚辅助、指导、代劳；通常是固定不变的几个人，形成皇帝的“终极智囊团”，其人员选定，各朝各代不同皇帝的抉择会很不同，但归结起来，大抵跳不出“信任”（忠诚）、“资历”（经验+地位）、“担当”（负责）、“能力”（水平）等维度；通常，“信任”也就是“忠诚度”，占最大权重。

基本上，整个帝制时代，都有“密报”或称“密奏”的制度，即皇帝允许甚至鼓励臣下向其秘密地排他地做汇报；有些时期，例如“武周”（武则天）、清“雍乾”（雍正、乾隆），密奏还会分层次——比“公开”只“加密”一层的、由皇帝直管的秘密机构传递的、由臣子直接向皇帝呈报的……所有“密奏”，都既不可能发生在“上朝”时候，也原则上不会在“上朝”时被特意提到；有些密奏的臣僚，都有可能不够资格上朝（职级不高）或因地理距离“不便”上朝。非要涉及的话，“上朝”时，最多就只一句“据报”或“据密报”。

密奏、密报，有的只是报告情况，有的也会提议出对应所报情况的“解决方案”，也有的是针对某些或某类反正不是个别孤立事件的“状况”直接“谏策”。

不管什么内容，针对密奏、密报，很多时候，皇帝都不会“乾纲独断”直接给出呼应性的决策，而是会跟“终极智囊团”或其中个别人“密议”；有些在“上朝”时公开讲的事，之前或之后，也可能会“密议”。越被认为“勤政”的皇帝，往往“密议”也越频密。

密议，是皇帝“治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跟“密报”、“密奏”相仿佛，密议，也在程度上有不同形态，有“膺夜隐身谒见”的“绝密”，也有“关起门开黑会”式的“高密级”，还有“形式公开”但“内容保密”的“低密级”，清末光绪帝首次召见康有为，就属于这种。